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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第三十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部分获奖成果推介(三)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建立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建立优秀成果推介制度,把优秀研究成果真正评出来、推广开。”作为全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最高奖,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论述,不断完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为人民做学问为中心、以定性和定量评价为手段、以高考管理监督模式为保障、以公众普遍高度认可为支撑的评价体系,在实践中取得很好成效,在学术研究、学科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导向作用。

  山东省第三十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奖成果,原发刊和出版社层次普遍较高,具有较强时代价值和实践意义,学科“鲁味”特色明显,学界反响大、社会效益突出,很多观点具有重要咨政参考价值和启发借鉴意义。为切实加大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宣传和转化力度,提高优秀成果和人才的学术影响和实践价值,特开辟专版,从省第三十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和一等奖中选取部分代表性强、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参考和借鉴意义的成果进行推介。

  臧旭恒 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消费与发展研究所所长,《产业经济评论》主编,国家重点学科产业经济学首席学科带头人;中国消费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山东省首届“泰山学者”特聘教授。山东省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山东省社科名家。

中国家庭资产配置与异质性消费者行为分析

臧旭恒 张欣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和金融市场的逐步完善,居民家庭资产规模不断增长。2011年至2015年,家庭资产和净资产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达8.8%和9.1%。不仅如此,在资产配置结构上,投资空间得到了扩展,不再局限于银行存款,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和住房等实物资产的比重逐渐增加。家庭资产规模增长、结构多元化不仅直接提升了居民财富存量水平,而且有助于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进而对居民消费行为产生显著影响。鉴于此,该文尝试从家庭资产配置与异质性消费者行为角度,探讨如何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不难发现,在家庭资产呈现规模增长与结构多元化的趋势下,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依然没有显著提升,这与传统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的解释发生偏离。因而,研究资产的性质与结构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与之相关的研究打破了传统消费理论中关于代表性消费者的假定,在异质性消费者的分析框架下展开,发现资产的性质与结构差异有可能使消费者遵循不同的消费路径。如,消费者持有高流动性资产较少时,更易受到流动性约束,暂时性收入冲击下的边际消费倾向显著为正,这方面的研究强调了资产流动性,而非资产水平对消费路径平滑的作用,为消费决策受到当期收入影响的消费者产生的内在机制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拓展了异质性消费者的相关研究。

  而对于低流动性资产而言,尽管由于变现成本高,在短期内抑制了消费平滑的能力,但收益性较高的特点,使其在长期内有助于消费水平的提升。作为低流动性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得到了大量研究的证实。但是一些针对中国家庭的研究却发现,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不显著,且将其归因于消费属性。进一步的研究围绕住房资产的消费、投资和抵押等多重属性展开,并发现在有房与无房、一套房与多套房、储蓄型与借贷型自有住房等不同情况下,消费者行为存在显著差异。已有研究证明了无房与有房消费者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预防性储蓄行为存在差异。鉴于预防性储蓄主要以高流动性资产为主,该文推断住房资产与高流动性资产积累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进而对消费者面临的流动性约束程度以及消费行为产生影响。

  由此,该文综合考虑了资产流动性和住房资产需求的影响,对不同资产结构下异质性消费者行为差异及其原因进行探讨。首先,从理论上证明了主动积累财富行为对消费平滑能力和流动性约束的影响,这也反映了资产结构对异质性消费者行为的影响,以揭示异质性消费者行为差异产生的原因。其次,分别以金融资产和住房资产衡量高流动性和低流动性资产,根据既定的资产结构识别异质性消费者。再次,为了检验不同资产结构下异质性消费者行为的差异,该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通过估计暂时性收入冲击下的边际消费倾向,验证了高流动性资产对流动性约束程度的作用。为了解释流动性约束程度差异产生的原因,该文以住房资产对不确定性以及财富积累的影响为传导机制,考察异质性消费者当前财富中预防性储蓄的比例差异,反映其主动积累财富的程度。并使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借助财富收入比这一变量,分析了流动性约束与预防性储蓄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异质性消费者行为的影响。

  该文的贡献在于综合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理论,探究了不同资产结构下异质性消费者行为的变异。该文不仅验证了高流动性资产对当期消费与流动性约束的作用,还结合其对未来消费路径的平滑作用,以不确定性与财富积累为传导机制,分析了住房资产对高流动性财富积累的影响,并为异质性消费者面临的流动性约束程度差异的原因提供了一种解释。现实意义在于结合中国家庭“住房资产占总资产比重高与需求刚性较强”的典型特征,从资产流动性和住房资产消费属性角度,揭示了中国家庭“财富水平高”与“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共存现象背后的原因,有助于把握消费刺激政策的着力点,进而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苏昕 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山东省智库高端人才入库专家。主持完成国家社科重点、国家社科一般、国家自科、教育部人文社科及省级科研项目十余项。以首位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高水平论文50余篇,任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产业经济岗位专家,山东省级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专家库专家。

多主体协同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机制研究

苏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以农业供给侧改革为主线,以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不断优化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近年来,我国初步形成功能比较完备、权责较为明确、运转相对高效的现代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机制。但是,农产品产销和管理的主体及流程呈现极高的复杂性,各主体参与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的激励相容约束机制不够健全,导致保障机制效能低下、难以长期维系,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依然屡见不鲜。因此,构建稳健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机制,促进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和共同治理,有效破解农产品质量安全面临的市场失灵和规制失灵双重困境,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主要内容

  为解决上述问题,研究系统梳理了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机制存在的问题及根源,基于复杂性科学等理论视角,厘清了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系统的多主体协同机理,揭示了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多主体协同的实现路径。

  首先,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机制效能不足的根源,并不单纯囿于农产品质量安全供需的经济激励不足或者规制约束失效,其实质在于多主体协同的激励相容约束机制的缺失。由于农产品生产者、农产品消费者以及政府部门等主体的目标函数不一致,在信息不对称、经济外部性、单次博弈的情境下,农产品生产者、农产品消费者以及政府部门等主体极有可能偏离社会集体价值最大化目标,形成特殊的委托代理问题。因此需要对各类主体的利益进行有效捆绑,以激励各类农产品质量安全主体,在社会集体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约束下行动,实现激励相容。

  其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系统的演化方向和演化进程,既取决于内部子系统的相互作用,也取决于系统同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系统构成初期,信息传递不畅、联合意识较差、合作能力欠缺,主体竞合作关系处于无序状态;随后主动适应性功能开始占据主导,逐步确立并遵守博弈最优规则,系统功能达到动态均衡状态。系统环境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系统产生特殊的推动或制约作用,消费主体认知水平、政府部门政策干预,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供给产生软性决策约束和硬性政策约束,显著影响系统的发展状态。

  最后,通过归纳和总结国际和国内成功案例的实践经验,该研究在嵌入当前乡土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态的基础上,从主体子系统、要素子系统、环境子系统等方面,设计系统环境、重塑主体行为,提出生产者的协同保障机制、经营者的协同销售机制、消费者的协同选择机制、政府部门的协同监管机制、第三方组织的协同认证机制,为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机制的效能持续提升,提供有益参考。

  二、理论价值与应用价值

  该研究通过理论分析、实证测评、多主体建模与仿真,厘清了生产者生产能力、消费者参与意愿、政府部门监管力度、社会组织担保认证等因素,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的协同作用,从完善质量控制规制和优化市场调节作用两个方面,提出多主体共同参与、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其研究价值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该研究利用演化博弈和建模仿真技术,厘清了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多主体协同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丰富了复杂系统理论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领域的应用,深化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共同治理的研究基础,其理论价值得到了学界一定的认可。其二,该研究测评了全国多个省份部分粮袋子和菜篮子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保障效果指数,提出了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多主体协同的实现路径,对合理评估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动态监测农产品质量安全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对开创山东省质量兴农、绿色新农、安全富农的全新局面具有一定指导价值。

  孙国茂 山东省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山东省金融高端人才,青岛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专著十多部;在《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人民日报》等发表论文近200篇,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30多篇;主编多部年度研究报告。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部级重大研究课题十多项,获得山东省社科成果一等奖二次、二等奖等多次。

普惠金融组织与普惠金融发展研究

孙国茂 安强身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发展普惠金融”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务院出台《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出: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建设普惠金融体系,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也对发展普惠金融赋予了新的内涵,提出更高要求。发展普惠金融、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已成为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普惠金融有利于促进金融业可持续均衡发展,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助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增进社会公平与和谐。立足我国金融改革现实,对普惠金融发展现状以及存在问题加以剖析,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普惠金融发展理论体系和政策建议,成为当代理论工作者的重大学术使命。山东是国内最早出台普惠金融发展实施意见的省份,建设普惠金融体系对于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促进民营经济和中小微企业发展具有重要而特殊的意义。基于此,本研究在系统分析国内外普惠金融发展理论和现实的基础上,针对山东省普惠金融组织发展存在问题,提出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若干政策建议。

  一、主要内容

  该研究立足我国国情和金融改革现实,结合国际普惠金融发展经验,提出普惠金融组织主要包括中小金融机构、类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机构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结合山东省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资源分布状况,提出发展普惠金融组织构建和完善普惠金融体系。通过调查,分析了山东省农户及小微企业融资现状以及普惠金融组织发展现状,运用实证分析,提出了“转型、创新、完善”思路和规范发展普惠金融的创新观点和政策建议。此外,本研究认为,普惠金融属于金融,必须将普惠金融纳入监管,应当建立以地方金融监管为主的工作协调机制,形成地方金融监管体系,以常规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对普惠金融监管。本研究强调,信息披露是金融监管的重点,必须强制要求普惠金融机构进行信息披露,防范普惠金融组织非规范运营风险。本研究创新性提出,普惠金融不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自然到来。尽管普惠金融发展必须坚持市场化可持续的原则,但政府参与不可或缺。对政府来说,不仅需要制定发展普惠金融的措施与规划,还需要出台支持普惠金融组织发展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要通过设立专项引导基金等不同的财政、税收、减免和补偿政策激励、促进普惠金融组织发展。在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上,要加大互联网技术推广与应用,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充分利用网络、大数据技术,引导各类金融服务机构将更多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供给到农村和偏远地区;需要不断建立健全普惠金融信用信息体系,加快小微企业和农民信用档案和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建设,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普惠金融组织运行风险。

  二、理论价值与应用价值

  围绕普惠金融提高金融可得性这一核心问题,本研究提出,普惠金融组织应是由民间金融、合作金融、小微金融、互联网金融共同构成的组织体系。这一核心内涵及其范畴的明确,丰富了普惠金融相关理论。目前,国内尚无对普惠金融组织范畴的统一界定,虽然国家要求、鼓励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提供普惠金融服务,但从实施效果看,大型商业银行的金融服务很难与小微金融消费者相匹配,原因是成本、收益很难对称。因此,应当建立以小微金融机构为主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在严格监管的前提下,规范发展小微金融组织。该研究通过对山东省普惠金融供求现状的调查,提出创新普惠金融服务产品,发展普惠金融组织的建议,为解决普惠金融服务需求与供给不对称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对金融服务民营经济和中小微企业提出了更高要求,发展普惠金融意义重大。整个研究始终围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构建普惠金融体系服务区域经济发展这一主题展开。

  三、社会反响

  该研究2017年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夏斌、吴晓求、胡汝银等著名经济学家对该研究给予充分肯定和极高评价。吴晓求教授为本研究作序并在《中国金融》杂志上发表书评。孙国茂教授以本研究为基础不断开拓研究边界,丰富研究内容,连续3年出版《山东省普惠金融发展报告》(中国社科院蓝皮书系列),完成“建立以小微金融为主的普惠金融体系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建议”“利用积极财政政策,加快我省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加快我省普惠金融体系建设,提高中小企业金融可获得性”等研究报告,并以专报形式呈报省委、省政府,先后获得包括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在内的多位省领导批示,部分研究观点和建议被省委、省政府文件采用。

  杨立志 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济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山东高校思政课教学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山东省高校思政课“十百工程”学术骨干,山东高校统战工作理论研究基地副主任,兼任山东高校中国革命史教学研究会副会长,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建设问题研究,在《学习与探索》《毛泽东思想研究》《求实》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项目4项,出版专著1部,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和地厅级社科成果奖3项。

社会整合视域下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研究

杨立志

  社会整合是政党的基本功能。政党文化是执政党在自身整合中形成的一种政党特质,是政党组织的核心元素与关键变量,在彰显政党德性、感召社会力量、传承政党文明中形成对社会的持久整合力量。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在新时代背景下继续实施对社会的有效整合,就必须加强政党文化建设,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根本方向。

  一、主要内容

  政党文化是指从一定思想文化环境和经济社会制度中生长起来的、经过政党实践而在政党组织内形成的相对稳定且相对独立的精神观念和制度规范的复合有机体。它包含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观念性政党文化和以制度规范为主体的实体性政党文化两部分。社会整合亦称社会一体化,它既体现为执政党以意识认同为基础协调和统一各社会要素之间利益关系的过程,同时也表明这种协调和统一的结果。与一般社会整合不同,执政党的社会整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是围绕着政党执政和国家运行而产生的社会一体化过程,其核心是把政党意志准确地传递到社会中去并实现对社会运行的有效引领。因此,中国当代社会整合是由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整合、实现社会主义利益协调的经济整合、拓展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文化整合、提高社会主义民主功能的制度整合、完善社会主义执政资源的功能整合等5个方面的主要内容构成。社会整合视域下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包括意识形态建设、组织心理建设、制度规范建设、政党形象建设、政党执政建设、培育机制建设等诸多建设内容,是以政党品质和政党精神的形成为最终目标的系统化政党建设过程。

  综合来看,一方面,政党文化在执政党的社会整合中扮演的就是引领者的角色,是推进社会一体化的根本方向和价值遵循。所以,成果避开对政党文化的一般理论探讨,把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纳入社会整合发展的视野,以政党文化社会整合功能的探讨为开端,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实现,由此提出了政党文化建设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另一方面,无论是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政党,还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来分析党内文化,政党文化绝不是单纯的“政党+文化”的理论组合体,而是关乎政党生存与发展的最根本的现实文化支撑。所以,成果进一步明确界定政党文化和社会整合的概念表述,从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历史考察、中国当代社会整合的主体架构、社会整合的新发展与政党文化的传承创新等几个方面,对政党文化、社会整合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历史的梳理和创新性分析,进而提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与其他文化建设的辩证统一性,认为这种关系实际上体现的就是政党文化与社会其他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与融合共存,在政党文化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并保持整合优势的情况下实现了与其他文化建设的辩证统一。

  二、成果价值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就是在尊重党的运行规律的基础上,研究探索党内文化的生成与发展,综合运用政治学、文化学等相关理论构建分析体系、挖掘文化资源、推进文化建设,保持和强化政党发展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这是政党文化研究的价值和使命所在,表明政党文化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和宽广的理论空间。

  因此,一方面研究成果把意识形态建设作为政党文化建设的核心要素和关键变量,分析政党文化引领社会整合的过程和规律,实际上就是研究党如何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过程。这一研究成果能够为当前的意识形态话语创新和意识形态工作提供有益的思路和理论参考。另一方面,研究成果分析了政党文化建设与党的建设的联系和区别,提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的主要思路和基本内容,为学术界深入研究政党建设问题提供了理论路径,为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参考和启示。

初审编辑:李润杰 姜晖

责任编辑:吴杭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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