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超 周正浩

　　主旋律电影在塑造国家形象、弘扬国家意识形态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涌现出一批像《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长津湖》这样的优秀主旋律电影，既接地气，又具备民心所向之底气。由杨枫导演，张涵予、范伟等主演的影片《铁道英雄》，又为这个阵营增加了一个典型案例。

　　该片对抗战时期铁道游击队的故事进行了全新演绎，讲述鲁南地区英勇的铁道队战士与敌人斗智斗勇、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之前的影视作品中，火车仅作为一个工具性的存在，《铁道英雄》在保留原故事背景的基础上，对传统红色故事进行了创新性的表达，火车不仅仅是一个物质外壳，也是工人阶级的社会空间，更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一个新生的现代工业国家的精神内核。

　　首先，火车是作为一种物质生存空间而存在。在暗杀行动后，藤原乘火车赶到，不等下属迎接，就已带着几个随从乔装潜入临城，塑造了一个神出鬼没、捉摸不定的形象，严冬白雪中黑色的火车与这一侵略者形象相联系，预示着危险的降临。张涵予饰演的老洪，行事果断干练、理性专业，是火车修理厂的工头，是生产链上没有政治意向的工人，是日寇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一个生产力要素。但是在一次次暗杀、抢夺物资行动中，老洪们却是一个抵抗空间的血管和魂魄。他们是工人，也是战士，火车是他们生存的重要手段，更是他们为家国奋斗的重要物质依托。

　　其次，火车作为社会空间的展示，被赋予了丰富的内容。车站作为故事发展的重要空间，让各色人物登场，产生互动。范伟饰演的老王，假扮汉奸卧底在车站，借助身份的便利在车站这一空间跟日本人斗智斗勇，为铁道队传递了许多重要情报。表现老王跟“掌柜的”的关系时，影片用花生作为道具，从刚开始“掌柜的”对老王充满信任并欣然回赠老王苹果，到后来笑而不受，一把花生展现两人之间关系从亲密到疏远的变化，而“掌柜的”拒绝花生的动作也使得老王意识到自己的暴露。在尊重原有民间传说和既有小说故事框架、人物关系的基础上，老王和“掌柜的”始终在社会空间意义上互动和交往，“掌柜的”还特意跟藤原提到老王曾经是德属胶济铁路称职的员工。该片没有用简单的二元对立法解构社会空间，而是直接抵达历史场景，从而在情节发展中保存了一种渐进的、也更为真实的表达。

　　在火车站这一社会空间里，影片细致地挖掘老王的情感深度，发现了一种基于传统血缘伦理关系，却蕴含着新生的现代工业民族国家面貌的社会空间关系——类家庭关系。影片中老王四次与干儿子见面，三次说出“叫爹”这句话，每次都成为二者情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最后老王牺牲，干儿子被感染，终于喊了他一声“爹”。这几场戏里，两人关系情感层层累积，当“老工人—年轻工人”这样的关系，被置换为“父亲—儿子”的关系，此时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既叠加了传统人伦关系，又蕴含着社会使命的传承。

　　最后，火车也是一种重要的民族精神空间的表达。影片《铁道英雄》中，火车成为英雄与敌人斗争的战场，成为捍卫民族尊严和塑造民族形象的独特精神空间。影片进入中段，老王误中藤原的诡计，向铁道队传递了错误的情报，以致铁道队遇到日寇伏击后损失惨重，老洪身负重伤，身份也已经暴露，他只好带着几名队员的入党申请书，转移到一节废旧的火车车厢上搭建起临时的据点进行休整。要知道，在老版《铁道游击队》中，微山湖是队员的疗伤空间，本片的创新性空间表达难能可贵，让火车、修理厂、车站、废旧火车车厢成为一个完整有机的现代工业空间系统，这废旧的火车车厢不仅是栖身地，也是队员精神疗愈的空间。

　　总之，《铁道英雄》叙事中心着力于火车这一工业元素的挖掘，专注城市和火车空间的呈现，并通过工人和城市、火车之间的关系，展现工人利用其手里的工具创造自身命运这一精神内核。影片通过呈现具有新的美学涵义的铁道、火车、工人、英雄形象，期待与当代的工人形成一种精神沟通，这种创新表达值得肯定，但能在多大程度上与观众产生共鸣，尚需要时间的检验和沉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