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晓风 徐淑敏

　　20世纪30年代，美国新批评派文论家艾伦·泰特将源于物理学的“张力”一词引入诗歌批评。英国学者罗吉·福勒更为细致地将其描述为“人物情感中或互补，或对立，只要存在联系与冲突，便都可以产生的某种力量”，由此，将其延伸至人类情感这一领域。“情感张力”在电影艺术中，表现为通过情感矛盾的积蓄和爆发，映照现实困苦，获取心灵体认和思想共鸣，手法简单质朴，力量却撼天动地。在“情感张力”的贯穿之下，影片《铁道英雄》从叙事、人物、风格和类型四个方面展开了突破和创新。

　　叙事模式上，作为新主流电影，该片以日常的故事化讲述隐而不显地传递爱国主义情怀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篇将故事地点设定在抗战时期“鲁南战役”的主战场——临城，抛开时间串联的线性叙事，将存在和危机杂糅于个体与日常。影片未对战役本身过多着墨，却用大半时间铺陈工人的日常生活，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暗流汹涌。主人公老王和洪海在敌我力量悬殊、斗争极度艰苦的条件下，仍旧选择为民族解放作出努力和牺牲，这让共产党人的理想和追求在叙事层面有了具象着落。小石头和老王的日常互动同样值得玩味。从糖炒栗子、苹果到精致的小刀，这些充满温情的礼物不仅带来丝丝暖意，更以极度生活化、日常化的叙事完成了情感的升华。

　　人物塑造上，一方面，影片将目光投注于职业化的铁路工人群体，没有单个的大英雄，只是普通的一群人。揣着白酒花生米的老王、憨直的小石头以及澡堂里插科打诨的工人……铁道和车站与置身其中的工人一起建构起党史的“记忆场”，唤醒观众的文化记忆，艺术化地呈现历史场景和党史事件。这种共情性的感性认知，往往来自某一瞬间的情感勾连。另一方面，影片的情理拿捏适度。主人公洪海和老王都是底层铁路工人，相较于农民和知识分子，当时的工人阶级遭受的压迫和盘剥最为直接和苛刻。影片前半部分，面对日军虐杀工人、强制工人搬运货物、修复器械等诸多事件，洪海、亓鲁等人迫于形势只能选择隐忍不发，在这种极度压抑的情感下，与敌人的殊死搏斗就成为理性驱使的判断，是情感触底反弹的逻辑必然。影片后半部分，身为原汉阳兵工厂枪检员的亓顺运用职业技能为铁道队配备了更专业的武器设备，极大提高了战斗力，成为铁道队爱国情感爆发的又一个合理支撑。

　　影像风格上，该片通过大量混合的冷色调元素和大面积的人物镜头选取奠定了压抑沉郁的整体基调，赋予了极大的情感张力。与《悬崖之上》类似，《铁道英雄》选择了冬日雪景作为主体空间场景，既无亮色点缀，也没有放出一丝阳光，最为常见的是灰绿的列车、昏黄的灯光和笼罩在夜色或雾气中的临城站，呈现一派肃杀之气。丰富的环境音与简短的人物对话形成鲜明对比，悬疑感、紧张感油然而生。日军虐杀工人时，尖刀刺入胸膛的动作音和声调骤升的背景音浑然一体，持续的犬吠让人心弦紧绷。镜头的选取也颇具巧思，人物的脸常常被框在列车车窗内，或是半身倚靠在车窗旁，幽闭感与囚禁感扑面而来。

　　类型倾向上，新主流电影逐渐打破固有认知，吸收各种类型电影的美学特点，形成极富融合效应的审美经验。《铁道英雄》在类型倾向上尝试将武侠与主旋律相结合，借鉴中国传统武侠的忠义元素扩张抗日爱国英雄的类型内涵。忠与义是儒家伦理所强调的，洪海本身就是忠义二字的化身，于忠，他需要率领铁道队完成上级交付的命令和任务;于义，他需要在危急关头保全工友和队员。他始终保持赤诚的爱国之心，是冷静的决策者和果决的执行者，不能轻易泄露情绪，因此一贯谨慎自持，克制含蓄，唯一一次宣泄是在劫车失败后抱着死去的亓鲁自责痛哭，却又不得不将之弃尸荒野，其后，解决内鬼，以祭奠兄弟的在天之灵，义字面前，当仁不让。影片最后，他拼尽最后一丝气力坐到奄奄一息的老王身边，念叨着与死去的兄弟见面痛饮的约定，然后毅然点燃了身上的炸药包，忠直勇武，横刀立马。

　　“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将实现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中国美学作为建成电影强国的期待和使命。以情感张力贯穿集体记忆、美学经验和民族精神，实现融合域、延展性、多元化的表达，或可成为新主流电影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探索路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铁道英雄》可圈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