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静静地躺在展柜中。但我看到，每一位来看展览的人，都要到我身边来站一站，我看到他们也许是在沉思，然后默默地点头，也许就是那样深深地看着我。我知道，他们从我的身上看到和想到了很多。是的，我是一本书，一本经历了百余年风霜已经发黄变脆的薄薄的小书，但我又不仅仅是一本书，我是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是改变了世界的信仰和理想。

　　1920年，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积极筹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更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将两本日文和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交给陈望道，请他翻译成中文。于是便有了我有趣的诞生经历。

　　那是1920年的早春，屋外是寒风和雪花，在浙东小山村分水塘的一间柴屋里，年轻的陈望道对着这两本外文版《共产党宣言》，全神贯注地翻译着。马克思、恩格斯在文字中所呈现出的世界风云让这位义乌青年无限神往，他忘掉了身边所有的一切，唯有笔尖在纸张上“沙沙”作响；不知过了多久，感觉有些饿了的他随手抓起桌上的粽子，那是母亲专门为他包的。他解开粽叶，习惯性地在碟子里蘸点红糖，边吃边译，粽子很润、很甜。

　　快到傍晚时分，母亲轻手轻脚地推开柴门，想收拾碗筷。嗯?碟子里的红糖怎么没动？母亲觉得奇怪，看看仍在埋头写字的儿子，越看越不对劲：“你的嘴上怎么弄得这么黑呀？”

　　“啥？”陈望道这时才抬起头来。

　　“哎呀！尽是墨哪”母亲叫了起来，“你怎么把墨弄到嘴里去了嘛？”

　　陈望道顺手往嘴边一抹，再一看，便哈哈大笑起来：“娘，是我刚才把墨汁当成红糖蘸着吃了”

　　“看你！”母亲嘀咕道，“你啊，一有书看、有字写，就啥都不在乎了！那墨跟糖能一样吗？我看，都是这书把你搞糊涂了。”

　　儿子笑了，说：“娘，我没糊涂，你的粽子和红糖很甜，我这书也很甜呢！”

　　这一年的8月，经过这个感觉“真理的味道很甜”的人——陈望道的翻译，我和我的兄弟们，一共1000册，在上海市拉斐德路（现复兴中路）成裕里的一幢石库门内的“又新印刷所”被印制出来，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列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

　　封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半身像的我只有56页，高18.1厘米、宽12.4厘米，是本名副其实的小册子，因为排版错误，我的名字还被误印成了“共党产宣言”。这一独有的出生“胎记”也成就了我“红色中华第一书”的独特标识。但我们却是那么受欢迎，工人阶级和先进知识分子对我们竞相购买、争相阅读，我们这1000个兄弟一下子就被抢购一空，散到了各地。

　　我的最早的收藏者叫张葆臣，在我的第一页的右下角，还盖有他“葆臣”二字的朱红印痕。他是江苏无锡人，1922年入团，后来到济南从事青年运动，是济南的早期共产党员之一，在党内负责发行党刊。

　　当时在济南，山东省立济南女子师范学校是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地，广饶县刘集村的刘雨辉在济南山东省立女子职业学校任教期间，便结识了女师的王辩、于佩贞、刘淑琴等女共产党员，并由于佩贞、朱云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她们常和延伯真、刘子久、李耘生等男同志一起学习和活动，我便在传来传去的学习中到了刘雨辉手里。

　　1926年，春节不久，又是一个飘着雪花的冬天。鲁北平原上积雪四野，白茫茫一片。1924年9月，广饶县的延集村便成立了山东省建立最早的农村党支部寿广支部，有着非常好的工作基础和群众基础。

　　这一天，我被刘雨辉带到了广饶县刘集村党支部书记刘良才家。和我一起来的，还有一批马克思主义的书。刘良才没有上多少学，但他懂我，他说，印在我身上的这些话，翻译成农村的语言，就是“带着人民群众过好日子”的意思。他把这些道理用中国老百姓听得懂的话讲给大家听。从此，这个表面平静的小村庄里，越来越多的人聚集起来，如饥似渴地听、懵懵懂懂地问，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他们把我封面上印的马克思叫做“大胡子”，村里办起了农民夜校，晚上有人送信，有人组织，有人讲道理，有人放哨，有人刻版，有人手推油印机印刷，周边村庄的墙上、村民的门缝里常会留下“大胡子”说的道理。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共产党人遭到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刘集村党支部也和全国许多党组织一样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我和刘集村的共产党人一起，在极其艰苦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了下来并继续开展革命斗争。1930年9月，为反抗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木器行当沉重的苛捐杂税，刘集村支部油印了300份传单，组织了500多名党员群众，拿着大刀，扛着红缨枪，拖着铁锨，像潮水般地涌向当时最大的集市韩桥庙会，砸毁了税收工具，拆了税收棚，赶跑了税收官吏，成功领导里“砸木行”抗税斗争。

　　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引起反动政府的强烈不安，他们开始大肆搜捕和镇压共产党人。上级党组织指示，凡是有关党的文件和书籍，看后一律销毁。可是在处理到我时，刘良才犹豫了，他知道我的重要，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他将我悄悄地保存了下来。

　　由于刘良才在数次革命斗争中身份已经暴露，国民党派人四处缉捕他，但在群众的保护下，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1931年2月，刘良才被中共山东省委调往潍县任县委书记。临行前，他把我郑重地交给了刘集村党支部委员刘考文，并再三叮嘱，一定要把我保存好。

　　可是革命形势还是在一步步恶化，广饶县的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许多共产党人被捕入狱，刘考文估计到自己也有可能被敌人逮捕，考虑再三，他把我转交给了忠厚老实、不太引起敌人怀疑的本村党员刘世厚。不久，刘考文果然被捕入狱，全家被抄。一年后，由于叛徒的出卖，刘良才英勇就义。我又一次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英勇牺牲的见证。

　　带着对战友的怀念，对革命胜利的希望和寄托，刘世厚用油纸把我层层包好，装进竹筒内，精心地收藏起来。床底、灶头、粮囤、屋顶的瓦块下；为了躲避敌人的疯狂搜寻，所有他能想到的地方我都呆过，最后我被封到了屋子山墙的雀眼里面，安全地呆了好一段日子。

　　11945年1月28日和29日，日伪军突然火烧刘集，见房就烧，被烧的民房达500多间。刘世厚也和乡亲们一起出村转移。半路上，他却突然停下了脚步，掉头就要往已成一片火海的村内跑。身后有人拉着他说：“世厚啊，快跑吧，再不跑就没命了!”

　　只有我知道，他是跑回去找我的。而这时我呆的屋顶上的茅草已化作一条吐着火舌的烈焰，随着风势旋转着方向。他忍着被烧灼的剧痛爬上了屋山墙，把手伸进已是一团火焰的雀眼，飞快地取出藏着我的那个布包，一下子揣在怀里，又一次冒着滚滚浓烟向村外跑去。

　　这时候的我，左下方已经被烧着了，我现在身上的火烧的痕迹，就是在这次劫难中留下的。

　　经过了这次劫难，为了更加保险，他又把我埋到了地下，再在埋藏我的地方砌上了一铺炕。这样，敌人就是再放火烧，也烧不到我了。从那以后，刘集村的人们也再也没有见过我。

　　以后几十年的岁月里，刘世厚把我当成了宝贝，珍藏起来，谁也不能动。直到1975年的5月22日，在东营市征集革命文物的时候，84岁的刘世厚老人恋恋不舍地把已经珍藏了43年的我捐献给了国家。

　　今天，我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郑重地摆在了东营市博物馆的展柜中。与我一起与大家见面并默默诉说这段不能忘却的记忆的，还有我其他11个兄弟。在我们有些兄弟的身上，岁月和战争的磨难让我们显得衰老和破旧，但是我知道，世界也知道，我们不老!因为《共产党宣言》不老，共产党人的精神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