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之“同”其实是“和而不同”的基础。“道”的外延较广，可以概指人生理想，也指思想观念、学术主张等。“道”的基本一致和趋同，堪称包容共生的不同元素的根本原则。“道”如果不同，基本上就没有了合作的空间

　　“和而不同”是古人提出的一种处事理念，其价值原则和基本主张也获得了广泛接受。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于“和而不同”所体现的深刻内涵和哲学思辨并不明了，甚至在应用中出现严重偏颇。或片面突出“不同”，特意标新立异、剑走偏锋，由此标榜“自由”“个性”，甚至有意无意地混淆是非，为歪理邪说张目；或过分强调“和”，无视巨大的差异和尖锐争端，惯用“和稀泥”的方式简单处之，以致模糊原则、成为“好好先生”。须知“不同”与“和”是一个理论共同体，割裂开来认识、过分“存异”和勉强“求同”，都是不准确的。这既曲解了先贤本意，也无益于现实应用，甚至对社会实践产生负面影响。

　　并非绝对化地追求差异

　　从文献来源上看，“和而不同”有多个出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直接的语典来源——《论语》。《论语·子路》第二十三章的全文是：“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要意思是君子追求本质上内在的和谐，具体观点可以不相同；而小人是表面上迎合、附和，内心深处却并不和谐友善。

　　在孔子看来，君子坚持了“和”的根本，而不计较于形式上的“同”。所以从具体的表现上看，君子常常是与人不同的。比如在著名的“侍坐”故事中，孔子让弟子们各言其志。弟子志向不同，又有什么要紧的，无论怎样都是说说各自的志向罢了。因材施教的前提就是“材”各有不同，有教无类对“类”的“无”也是基于差异的“有”。儒家对差异的客观存在是认可的，甚至有意识地保留各种可能性。

　　然而，“不同”却并非必需，也不是片面地强求形式表现上必然要不一致。孔子因为少时穷苦才学会了很多种不同的技能，那是客观形势造成的，但他并不认为君子本来就需要很多不同的技术。弟子樊迟来请教如何种庄稼、种果木瓜菜，本是好学之举，但孔子并不支持。因为他认为，人的精力有限，人求学也不是多多益善，尤其君子要着重钻研“礼”“义”“信”等重大问题，实际上是要重“道”而轻“术”。而且，有些原则法则是一以贯之并可以保持稳定一致的。有的追求也应该是唯一的、趋同的，比如对“德”的喜好和主动追求。所以面对现实孔子只好无奈地感叹“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不同”并非决然必备的，当然也就不能为了“存异”而纵容分歧的扩大化，为了显示“多样”“丰富”“民主”“繁荣”而刻意制造竞争、激化矛盾乃至宣扬对立。

　　也非无原则的“浑俗和光”

　　“不同”是以“和”为目标与旨归的。对于“和”，学者杨伯峻释之为“恰到好处”。可以说，“和”是一种度的把握，是对“量变”和“质变”的界分。能够“和”的不同因子应该保留在系统之中，而不能够“和”的则不在其列。

　　兼收并蓄的“和”不是片面的“浑俗和光”、混淆截然相反的对立面，或没有原则的同质化。“和”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在本质上有相近或共通之处，有能够调和的可能。包容不是无界限的包容，而是有条件的。和谐包容表现在相处和睦和谐的统一性上，更表现在不随便附和、坚持原则的差异性上。比如涉及价值取向，就不能以片面的包容来要求将异见乖行保留。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如果“道”上出现难以弥合的鸿沟，就谈不上包容。“道”之“同”其实是“和而不同”的基础。“道”的外延较广，可以概指人生理想，也指思想观念、学术主张等。“道”的基本一致和趋同，堪称包容共生的不同元素的根本原则。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司马迁感叹，真是各人追随各人的志向啊。当基本原则相悖，君子便不再求“和”，而是毅然选择决裂。

　　因此，“道”如果不同，基本上就没有了合作的空间。不同的诸方，如果在根本的价值理念上南辕北辙，再谈合作、和谐，就是与虎谋皮，不会有好的结果。失去了基本原则，处世以“和”就会堕为“同”。表里不一、伪善逢迎的所谓“和”，也只能是“乡原”，是“德之贼”。

　　应是包容下的存异求同

　　在《左传》《国语》中，“和”与“同”的关系有详尽而形象的阐述，也是“和而不同”理念的重要来源。《左传·昭公二十年》中载，齐景公对善于揣摩其心意的大臣梁丘据颇为满意，说梁丘据的做法是与之相“和”。晏子对此进行了旗帜鲜明的反驳，指出前二者只是“同”而非“和”。晏子还巧用烹调之五味、音乐之五音的调和搭配来譬喻，既强调了协调，也说明了“异”是前提。

　　《国语·郑语》中记录了史伯对郑桓公说的话：“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多元和谐有助于万物生成，而诸元完全同一会造成整体无法继续发展。史伯在这里也进一步通过列举五行、五味、六律等多元协调的例子，来说明“和”是把不同的诸元加以协调平衡的和谐，能使整体丰富、发展；反之，如果只是把相同的加起来，只是简单的重复，必然难以为继。“存异”是必要的。

　　在《管子》的首篇中，管仲就提出了三个“毋曰不同”——“毋曰不同生”“毋曰不同乡”“毋曰不同国”，治理乡邑不能以民族不同为理由而区分对待乡民，包容是极为必要的。

　　和合“道”“术”，对“不同”的包容优化了共同体的实践路径。但包容并非不问是非、不分黑白地接受，而以“道”即价值原则的契合为前提。中华文明“和而不同”是建立在“道”同的前提之上。包容性有助于共同体实践中抓住“道”这个根本，允许甚至鼓励“术”即具体表现的差异分歧。以“和而不同”探讨文明必然促进交流互鉴，秉持“和而不同”，重视他人的权利与需求，自然就“成人之美”，进而实现“美美与共”，即多种不同形态的美和谐共存、多样美丽。【王金伟 作者单位：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