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和根本动力，也关系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前，中国消费市场的总体规模稳居全球市场前茅，消费也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2025年上半年，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52%。然而，我国居民消费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2015-2024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居民消费率）在37%-40%区间波动，低于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近20个百分点。这说明当前我国居民的消费意愿与潜力释放仍受诸多现实壁垒制约，居民消费提振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是我国提振居民消费、扩大内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更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必然选择。

　　市场分割是抑制消费潜力释放的重要障碍

　　制度分割与利益交织所形成的地方市场多重壁垒，抑制要素自由流动和商品高效畅通，不利于企业跨区域公平竞争与消费场景、模式创新，从而不能很好地为当地消费者提供更广泛丰富的产品与服务。与此同时，地方壁垒造成的市场垄断提升消费者获取商品的价格、减少消费者剩余，成为阻碍提振消费的“堵点”与“痛点”，其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四重维度。

　　一是制度规则割裂推高消费成本，抑制居民购买意愿。地方性准入清单标准各异、资质互认梗阻、监管执法尺度不一等现象的存在，形成诸多市场“隐性壁垒”。一些地方设立差异化备案目录、检验标准和技术规范，导致同款商品进入不同地区需要重复认证，带来企业准入成本不必要的增加。还有些地方设置本地企业保护隐性门槛，存在政府采购目录隐形倾斜本地企业、设置外来商品额外检验门槛等现象，不利于其他地区企业进入参与公平竞争。例如，部分地方政府采购清单默许本地企业资质加分，导致部分公共服务领域存在“隐性本地化率”要求，挤压外地优质商品空间。地方保护主义下的市场僵化不仅压抑市场竞争活力，也固化“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机制，当地消费者在价格与品质上沦为最终受损者，不利于其消费潜力释放。

　　二是要素流通受阻和配置扭曲的结构性难题，抑制居民消费潜力释放。当前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自由流动仍受户籍等因素制约，不利于农村劳动力优化配置与收入增长，削弱其消费能力。在城镇户籍门槛要求和城乡户籍权益差异情况下，多数流动人口仍很难享有同城城镇居民在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方面同样的基本公共服务，而医疗、教育等后顾之忧迫使其预防性储蓄倾向要明显高于城镇居民，消费能力被无形抑制。资金要素的错配抑制中小企业发展与创新，不利于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质量提高。资金在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企业间配置存在结构性扭曲，中小企业融资贵、融资难问题突出，制约其产能优化与新品研发。而很多中小企业又是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的创造者和提供者，这就制约了优质消费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培育，不利于消费潜力的释放。

　　三是物流基础设施短板和物流成本较高，降低居民消费体验。地区间的市场规则不统一、跨区域流通梗阻导致物流企业管理成本上升，间接推高商品终端价格，降低居民消费体验。物流基础设施布局的区域差异和失衡，带来了商品配送时效延长与覆盖不足。尤其是农村物流网点覆盖不足，存在工业品下乡与农产品进城双向梗阻问题。农村物流网络不完善导致工业品下乡渠道不畅，农村末端配送成本高、收货周期长，商品的供给种类相对有限等问题，降低农村消费体验；同时农产品上行成本高，冷链物流设施不足，预冷、仓储、配送环节技术落后，导致生鲜产品保鲜能力弱、损耗率高，城里消费者难以获取低价优质的特色农产品，导致农产品损耗率高，降低城市居民消费体验。

　　四是跨区域维权成本居高不下，削弱居民消费信心。部分法律法规缺乏实施细则和详细司法解释，导致跨区域维权时法律适用模糊。不同地区在市场准入、质量安全、知识产权等领域的监管标准、执法依据和处罚尺度存在显著差异，企业和消费者跨区域维权时需应对规则冲突，增加维权复杂性，难以形成稳定预期。加之，跨区域司法协作机制不完善，缺乏统一的执法协调平台，导致跨区域案件处理中可能出现推诿扯皮现象，降低维权效率。跨区域消费纠纷因管辖规则不明、异地证据互认困难，处理周期长达本地消费纠纷的数倍，削弱消费者信心，抑制消费潜力释放。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从“多端”发力提振消费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核心要义在于“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其建设能很大程度上化解阻碍消费潜力释放的深层结构性矛盾，为消费潜力释放提供制度性保障。具体而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能够从生产端、流通端、消费端、环境端共同发力，形成提振居民消费的强大合力。

　　一是生产端供给结构优化激发消费意愿。统一的要素市场建设推动要素资源优化配置，加快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的跨区域、跨行业自由流动，促使企业供给端能更敏锐、更精准地响应全国范围内消费者多元化、升级化的需求变化，催生更多契合新需求（如绿色、智能、健康、文化）的优质产品与服务，有效创造和引领新的消费热点。生产要素高效流通和生产资源有效聚合，引导产业布局满足消费偏好转变和消费升级需求，实现“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从而加快消费需求升级、促进消费潜力释放。

　　二是流通端成本下降提升消费能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打破市场的地方性分割，降低消费成本与门槛，提振消费。地方保护主义、区域准入壁垒的存在导致商品流通不畅、标准不一、流通成本高企等问题，提高了商品抵达消费者手中的最终价格，抑制居民消费。而统一的市场规则与监管标准建设将显著减少流通环节冗余，降低产品服务跨区域流动的制度性成本，产品和服务的综合成本下降，使得消费者能以更合理的价格、更便捷的方式获取更丰富优质的商品服务。因此，流通成本降低和流通效率提升提高了居民实际购买力，激发居民消费热情，释放消费潜力。

　　三是消费端满足多元需求提升消费体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打破区域壁垒限制和地方保护主义，使本地消费者能够自由便捷选择购买到全国乃至全球的优质商品和服务，更好地满足其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品质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例如，线上平台依托统一大市场能更高效整合全国商品供给资源，提供“一站式”消费解决方案，覆盖从日常购物到高端定制服务，有效激发消费潜力释放，推动整体经济活力提升。

　　四是环境端权益保护增强消费信心。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强化公平竞争，优化消费环境。通过清除歧视性准入许可和隐性壁垒，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全国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能有效遏制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倒逼企业提升产品服务质量、降低价格、创新业态模式。公平透明的市场规则、强有力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安全可靠的产品服务标准，共同构筑起让消费者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的市场环境，让消费者形成良好的消费预期，奠定稳定和扩大消费的重要心理基础，提升消费体验与获得感，提振居民消费信心。

　　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消费扩容提质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一场深刻的制度性变革，旨在重塑市场格局、畅通经济血脉、激发内生经济动力。唯有坚定不移地清除壁垒、统一规则、畅通循环、优化环境，方能有效降低消费成本、提升消费品质、丰富消费选择、增强消费信心，使消费“主引擎”动力澎湃，为中国经济巨轮破浪前行提供最深厚、最持久的支撑。

　　其一，深化改革攻坚，清除制度性障碍。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实施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公平竞争的法规政策，严禁地方以设置歧视性标准、指定交易、额外收费等方式变相保护本地企业，阻滞外地企业进入参与当地的公平竞争。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府部门的政绩考核机制，加快建立健全区域合作与利益共享机制，破解地方保护主义深层动机。通过破除地方保护与行政垄断制度，让消费者对全国范围内的产品与服务享有平等的消费选择权，接触更多优质品牌和服务，释放其消费潜力。

　　其二，强化制度规则统一，筑牢市场基础。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建设。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优先推进监管规则、标准、资质、行政许可等的全国统一，为商品服务的全国畅行铺设“制度轨道”。尤其是在重点民生消费品（如食品、药品、婴童用品）及新兴服务领域（如在线教育、医疗、文旅），加快制定实施全国统一的强制性标准和监管规则，消除消费者对异地商品服务质量与安全的疑虑，降低信息不对称，增强消费信心。

　　其三，建设现代流通网络，打通消费“最后一公里”。加大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城乡高效配送网络、乡村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力度，构建现代物流运行体系。推动交通、信息等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大力发展智慧物流，降低流通成本。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推动城乡高效配送体系建设，特别是补齐农村流通基础设施短板。深化流通体制改革，鼓励平台企业、连锁企业等创新流通组织模式。通过降低物流成本，提高流通效率，让商品（尤其是农产品上行和工业品下行）能更顺畅、更低成本地触达城乡消费者，提振城乡居民消费。

　　其四，强化权益保护统一性，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市场监管数据的实时采集、处理与预警，推进统一市场的智慧监管建设。建立跨区域消费纠纷协调处理机制，进一步完善全国统一的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平台。严厉打击假冒伪劣、虚假宣传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形成“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的信用惩戒机制，对违法企业形成震慑。持续开展重点领域消费侵权专项整治，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大力提升消费者异地维权的便利度、降低维权成本，增强消费安全感与信任感。

　　（龙少波 高一平 作者分别系重庆大学公共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导；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