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易

　　访得武氏碑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农历八月中旬。

　　夏日的暑气尚未散尽，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河水混合的气息。42岁的新任卫河通判黄易，正在从开封返回济宁的路上。

　　自1778年开始，老家浙江钱塘的黄易一直在东河总督担任幕府。这一选择与家族治黄的履历有关，他的父亲黄树榖写过专门的著作《河防私议》，黄易则“取其法，悉心讲求”。在友人的描述中，黄易虽矩步蹒跚，但说话清高刚直，行事颇有大义。他通晓水利，是一位干练的河道官员，为历任上司所倚重。

　　当时，两河是朝廷的命脉之一。自雍正七年（1729年）以降，设北河、东河、南河（江南）三总督，分驻天津、济宁与淮安，以保证黄淮安澜与运河通畅。东河总督总理山东、河南段黄、运两河事务，并为附属的河流、湖泊、闸座、泉源等水利设施负责，每年冬季，要四处勘察河干，并在春季完成“岁修”，包括挑浚河道与修防工程；而伏秋大汛时，则要主持河防事务。济宁地势起伏，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水源不足，水位也不平衡，加之黄运交汇、黄泛冲淤等情况，这段运道的开挖与运营十分艰难。

　　此时的黄易，刚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河堤抢护，心中仍残留着洪水咆哮的回响。悬河自古多凶险，在次年给友人陈灿的信中，黄易写道：“弟客岁夏秋在豫，值河防异常危险，竭蹶不遑。”豫省河工自七月中旬以后屡次告急，朝廷收到河南山东河道总督兰第锡等人的奏报：“豫省新堤各工在在危险，竭力抢护。”除了兰第锡，河南巡抚毕沅此际也督率员弁，奋力抢护。直到二十一日，节逾白露，水势才得以控制，工程渐趋平稳。

　　“大人，前方就是嘉祥县城了。”随从轻声提醒。

　　黄易点了点头，和随从穿越热闹的县城，到县署稍事停留。他翻出书架上陈列的《嘉祥县志》，目光扫过一行字：“县南三十里紫云山西，汉太子墓石享堂三座，久没土中，不尽者三尺，石壁刻伏羲以来祥瑞及古忠孝人物，极纤巧。汉碑一通，文字不可辨……”

　　县志记载这块碑刻时，特别指出“中有一孔”，黄易随即意识到，碑既有穿，必是古物，便遣人前往椎拓。由于此碑数十年前被当地人从坑中拽出，横于道旁，因此没费太大的周折，这个月的二十三日，黄易便得到了拓片。碑乃圭形，额曰“敦煌长史武君之碑”，即武斑碑，碑额与碑文都是隶书，不过漫漶殊甚。

　　识读完拓片后，黄易心头一震：这不是西汉太子墓，而是东汉建和元年（147年）所立的一块古碑。

　　此时，黄易在脑海里打捞出一系列线索，他首先联想到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在《金石录》中所写：“右《汉武氏石室画像》五卷。武氏有数墓，在今济州任城。墓前有石室，四壁刻古圣贤画像，小字八分书题记姓名，往往为赞于其上，文词古雅，字画遒劲可喜，故尽录之，以资博览。”

　　嘉祥，为古任城地，与赵氏之说契合。南宋金石学家洪适则将这些画像更精确地命名为《武梁祠堂画像》，并摹刻了画像与题赞。在当时，武梁祠画像只有拓本流传，赵、洪二人都未曾真正到访过这个祠堂，故洪适为武梁祠定名之后，自信地声称：“后之人身履其壤，会能因斯言以求是。”

　　因缘际会，“后之人”黄易接力而行。早在十几年前，黄易曾在扬州秋声馆观摩过《唐拓武梁祠画像》，觉古香可爱，为之心醉。此时，他心中的金石种子正在萌芽。

　　拿到拓片后，黄易挑了个清凉天，邀好友李东琪、李克正、南正炎奔赴嘉祥。一行人顺着百姓指引，来到紫云山下，从向导那里询知山名“武宅”，又曰“武翟”。由于代代河徙填淤，建造于汉代的祠堂早已七零八落，得益于汉太子墓的讹传，加上雕石工巧，土人将之当作皇陵，故即便碑石纵横，却历久不毁。

　　在当地人的指引下，黄易和好友开始清理荒草、挖掘泥土。很快，《武梁祠堂画像》三石、《孔子见老子画像》一石、武氏祠双阙相继出土。这些连同先前发现的《武斑碑》，都曾为赵、洪二家著录。

　　当年冬日，黄易给杭州友人何梦华写信，谈及此次访碑收获：“此间汉魏六朝碑帖埋没于土中者极夥，仅访得武氏碑三种，不足尽兴，其他已差人各处去搜矣。先拓三种呈教，余俟搜得后即拓奉清赏也。”

原本《紫云山探碑图》

　　复原武梁祠

　　次年仲春，大地解冻，黄易和好友重返紫云山。

　　这一次，他们又有新发现：武梁石室后东北一石室，计七石；一石室画像，十四石；祥瑞图残石三。这三种为前人载籍所未有，黄易名之曰《武氏前石室画像》《武氏后石室画像》与《武氏祠祥瑞图》。在距离发现地一二里之外，黄易又得画像二石，因无题字，难以确定为何室之物。

　　其中，《武氏后石室画像》的一百六十余字隶书，风格竟与著名的《曹全碑》极为相似。《曹全碑》明万历年间出土于陕西郃阳，清初周亮工（1612—1672）称之为“天留汉隶一线”，明末清初的隶书名家无不夺胎于此。黄易激动不已，亲自批校拓本，送给翁方纲、钱大昕等学者研究。

　　黄易还请人将这次探碑的过程画成《紫云山探碑图》，请好友李东琪题字“奇文共欣赏”。他在画款中写道：“乾隆丁未二月十有八日，与李铁桥、李梅村、南明高至嘉祥扪汉武氏诸碑刻，欢赏竟日而还，为图记之。”

　　这不仅是一次考古发现，更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奇旅。

　　黄易并未满足于“二三同志饱嗜好于一时”，他看到那些散落荒野的碑刻，日晒雨淋，无人问津，牧童樵夫亦不知珍惜，若不及时加以保护，恐怕将再次湮没于历史尘埃中。这些古物因他而重见天日，若置之不顾，未免有负古人的一片苦心。于是，将它们复原并妥善保存，便成了黄易肩上义不容辞的责任。

　　由于其中石刻与孔子有着密切关联，黄易遂将尤具价值的《孔子见老子画像》一石移至济宁州学，以供学子瞻仰研习。至于《武斑碑》等其余碑刻，本拟与《武荣碑》一同立于学宫之内，然石材质地厚重、体量庞大，长途迁徙殊为不易。经与好友反复商议，黄易最终决意因地制宜，在原址之上创建祠堂，使诸碑石得以安身，历久长存。如此一来，不仅可令古物延其寿命，亦能使人知其珍贵，从而生敬慎爱惜之心。

　　1787年六月，武梁祠开始兴工，直到1794年才完成。由于黄河泛滥，汉人建造石室、石阙之地早已淤高，有些碑石长年沉埋土中。黄易在复建武梁祠时，决定平治地基数尺，让所有碑刻重见天日。

　　苦心人，天不负。《武氏左石室画像》便是1789年7月平治祠基时所得，督工建祠的工匠在题识中记录，一共续得十石，隶书106字，为古人所未见者。这些发现再一次减少了可能的缺失，而使得武梁祠的复原成为可能。

　　黄易站在新建成的祠堂前，望着那些熟悉的画像与文字，仿佛听见千年前的凿刀声仍在山谷回荡。

汉《孔子见老子画像》清拓本及其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金石亦时尚

　　武梁祠本始建于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乃武氏兄弟为其母造阙。二子武梁于元嘉元年病逝，子孙为之“前设坛墠，后建祠堂”。经过三代人二十余年慎终追远的匠心构建，它成为世人瞩目的艺术珍品库藏。

　　黄易深知，金石不仅是文物，更是文化的密码。它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书法、训诂、历史、礼制，皆可从中窥见端倪。

　　黄易开始命工精拓画像与题字，广赠同好。文人争相索要拓片，互赠交流，甚至成为身份的象征。内阁中书潘有为曾写信给黄易说：“可知金石亦时尚也，呵呵！”

　　“武梁祠”这一文化符号，也由此飞往全国各地。

　　当时的大书法家、金石学家翁方纲收到拓片后，欣喜若狂，提笔赋诗，并遗憾自己未能亲临其境。此后，钱大昕、王昶、桂馥、王念孙、阮元、瞿中溶等学者在新拓本的基础上，从文字、声韵、名物、历史、艺术等各个角度，考证碑文、分析字体、比对史实。

　　钱大昕通过榜题中的“范且”二字，指出战国秦汉时期以“且”为名者甚多，如穰且、豫且、夏无且、龙且，或加“隹”，如范雎、唐雎，文殊而音不殊。但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将范雎之“雎”注音为“虽”，显然是误“雎”为“睢”。

　　瞿中溶则从艺术角度出发，称这些画像“人物动作之间皆有神气，后代画师盖无能出其范围者”，是中国画学的宗祖之作。道光五年（1825年），他更是荟萃平昔所记，成《汉武梁祠堂石刻画像考》六卷，在深入考证的基础上，特别指出武梁祠堂画像所刻古来帝王圣贤及孝子忠臣、烈士节妇故事，目的是教诫子孙，与汉代明堂、宫殿壁画有着相当的一致性：今观《武梁祠堂画像》，每与《天问》及灵光、景福二殿赋合，而帝王下及亡国之夏桀，又与孔子所睹明堂像合。

　　多年以后，当黄易站在武梁祠前，抚摸着冰冷的石刻，心中一阵暖意袭来。

　　他知道，自己不只是一个官员，还是一个让古老文明重现人间的读书人，更是名实相副的碑痴。

　　在他心里，难得碑痴即大痴，生平快事聚于斯。

　　“除了对汉代武氏祠石刻的发掘、复原与保护，黄易对石刻做了大量的分区域的实地调查，勘查记录原石情况，升碑、洗碑、拓碑，并写访碑日记将调查的全过程如实记下，为编目和考证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与其他画家的访碑、读碑图不同的是，他画的是完全纪实的科学图谱式的。他将家藏宋拓汉石经残石、武梁祠画像及榜题、魏元丕碑、范式碑和成阳灵台碑、朱龟碑、谯敏碑、赵君碑、王稚子阙、祀三公山碑拓本双钩后印成《小蓬莱阁金石文字》，促进交流。”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施安昌认为。

　　施安昌还指出，黄易金石考古活动的独到之处：即文献、碑拓研究与原地实物调查并重；古物发掘、复原与保护陈列并重；搜求碑拓善本与钩摹刊布并重。和同时代的学者来比，他确有更多的求本溯源的科学精神和集古为公的公益观念。在他去世后一百多年，近代考古学与博物馆事业才相继传入我国并蓬勃发展。追思黄易开风气之先的贡献，令人钦佩。若称金石家，不足，称金石考古学家则宜。

　　1915年末，鲁迅从北平图书馆分馆借回黄易的《小蓬莱阁金石文字》，影写自藏本的缺页。当时，鲁迅抄碑、校书所参考的诸多金石学古籍，都论及武梁祠。为此，鲁迅还画出全山东碑刻所在地，绘山东嘉祥县图，以及武梁祠石刻全图。如此得来数百张武梁祠、嘉祥及山东他处的石画像拓片，大抵都是鲁迅居留北平时期所得。此后，“武梁祠”不断出现在鲁迅的精神版图中。

　　武梁祠石像多有车骑出行场面，反映了汉人对自己作为世界一等大国国力的自豪感，也就是鲁迅所赞赏的“汉唐魄力”的折射。汉画像也是一面镜子，照见鲁迅的一种心愿，魂牵梦萦于东方美之生命的复兴。

　　而今，紫云山下，武梁祠静静伫立，向世人讲述独家记忆——关于一位文人，在那个秋天，悄悄唤醒自己的故事。（记者 卢昱 实习生 杨海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