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晟钟

　　你心中的“儒家”，是孔子杏坛讲学，弟子三千？是“仁义礼智信”的修身齐家？还是《礼记》中的“天下为公”？

　　孔子博物馆日前开展的大道之行——儒家文化特展，以文物为钥匙，为公众打开了一扇走近儒家文化的大门。

　　故宫孔博文物聚首

　　“大道之行——儒家文化特展”2024年10月首先亮相于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巡展走出北京的第一站，就放在了孔子故里举办。用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李岩的话说，这次到曲阜巡展，“恰是沿着儒家文化发展的大道，寻访来时的路”。

　　本次展览的文物，均来自故宫博物院和孔子博物馆，共143件/套，其中，故宫博物院占了近百件/套。故宫珍宝这么大规模到山东来“做客”，实属近年罕见，足见这次展览的分量。

　　来自故宫博物院的鲁大司徒铺，是本次展览的明星文物。从外形看，这对青铜器的器盖和器身可以分离，器盖顶上有花瓣形的捉手，可倒置平放。器身整体装饰着变体蟠虺纹，造型美观，是典型的春秋时期礼器。器物上刻有铭文，起到“身份证”的作用，可知它是鲁国大司徒厚氏元的盛食膳铺。

　　《周礼》记载：“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可见，大司徒是主管土地的官员，且属于中央官员。这就看出鲁国地位的独特。当年，周公分封于鲁国，周天子特批鲁国可设置大司徒等职。春秋中后期，鲁国大司徒之职由季孙氏世袭。季孙氏一度成为鲁国外朝之长，主管土地分配、赋税征收，还领兵作战，甚至代君主祭，权势显赫，不可一世。

　　文献记载，孔子曾当过鲁国的大司寇，论身份与大司徒相当，主管刑名司法。这件器物的年代与孔子相近，说不定，孔子就曾在鲁公、同僚那里见过类似器物，又或者孔子家里也曾有同款礼器。

　　这次是鲁大司徒铺出土九十多年后头一次“回家”。1932年，鲁大司徒铺出土于曲阜林前村，辗转流落外地，最终为故宫博物院购得并珍藏。此次能借着巡展回到曲阜“省亲”，也算一桩佳话。

　　此外，故宫博物院带来的大晟钟、银柱钮“袭封衍圣公印”同样值得一观。

　　曾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编钟，是雅乐的标配，到了北宋早已没落，全国各地的音律更是五花八门。宋徽宗下令设立“大晟府”，仿照睢阳（今河南商丘）出土的春秋时期宋钟式样，铸造了一批编钟，是为大晟钟。大晟钟后来被发送全国各州府，一方面作为宫廷雅乐的象征，另一方面成为全国音律定音的标准器。因此，大晟钟不仅是乐器，更是国家礼乐制度与皇权的重要载体。靖康之变后，北宋灭亡，大晟钟和许多其他文物被洗劫一空，流散各地，后来被多家文博机构收藏。这次特展，共有三件大晟钟集中亮相，确实不易。

　　银柱钮“袭封衍圣公印”，为衍圣公所有。这件文物是清代乾隆十四年（1749年）由礼部铸造的银质官印，相当于衍圣公的公章，上刻满汉篆文。清朝规定，官印印文模糊后可申请更换，旧印需收回礼部销毁。这件没有砍剁等痕迹，保存完整。衍圣公孔昭焕去世后，由其儿子孔宪培袭爵，新旧交替要更换印信，走的是一种特殊缴存程序。作为清代职官管理体系的实物见证，印信能完整保存，自然意义非常。昔日，这枚印信从曲阜送去北京缴存，如今，又从北京回到曲阜展出，也算传奇了。

　　当然，作为东道主，孔子博物馆也拿出了满满诚意，包括“明彩绘孔子圣迹图”和“商周十供”等镇馆之宝，都悉数亮相。两家机构的文物各有千秋，又多有呼应和联系，共同呈现了儒家文化的深厚底蕴。

　　回溯中华礼乐文明

　　文物只是载体，特展背后的文化更值得关注。

　　“我们想通过一系列的文物让大家认识到，其实儒家文化是从很早之前就开始形成，并在我们身上得以延续，也可能会影响未来的中国乃至世界。”本次特展策展人、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熊长云说。

　　儒家文化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主题。如何办出新意、办出特色？策展人将展览标题定为“大道之行”，这四个字出自《礼记·礼运》，意指“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理想社会秩序。

　　从逻辑线看，展览分三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溯古寻儒”，结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介绍了早期中国的考古学术成果，帮助大家理解儒家文化是如何形成发展的。第二部分“化成天下”，通过文物来阐述儒家文化是什么，它的核心理念、价值准则、内在结构。第三部分是“万世师表”，阐述儒家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祭祀、教育因素对中国古代的影响，以及对周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影响。

　　“溯古寻儒”部分极具前沿性，关注的是“孔子之前”的历史，既不是礼坏乐崩的春秋战国，也不是制礼作乐的西周，而是直接回溯到了上古时期。

　　持续深入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用一系列考古实证重塑着人们对早期中华文明的认知。目前学术界的基本看法是，上古中国不同区域的文化相互交融，逐渐形成了“重瓣花朵”式的文明格局，从而孕育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基本底色。

　　在这个过程中，礼乐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展览可以看出，早期陶器特定的礼制组合模式，在龙山文化时期就已经存在，成为夏商周三代礼器发展的重要渊源。凌家滩玉版、石家河玉人等，勾勒出先民精神世界的想象和表达；贾湖骨笛、陶寺石磬等，反映出乐器在早期文明中已有一席之地。这些充分说明，中华先民对礼乐的追求，在周公、孔子之前的几千年就已经存在，并且一以贯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早期礼乐对儒家文化的影响，既是精神的，又是物质的。兴隆洼文化玉玦、大汶口文化玉钺、龙山文化神面纹玉圭……从材质看，“溯古寻儒”展出的早期礼乐文物中，玉器占了很大比重。考古发现“古国时代”的礼仪用品大多是玉石制成。辽西、中原、长江中下游等遍布全国各地的遗址以及玉器的出土，显示出中国人对玉的喜爱由来已久。

　　为什么是玉？考古学者陈胜前认为，玉石与青铜的主要区别在于，青铜可以用作兵器，新铸的青铜器表面金光灿烂，极富炫耀色彩，而玉石是含蓄的、温润的，其质地易碎。玉石与青铜都是权力的象征，但从物质性的角度来看，玉石的权力更多是威望性的，而不是像青铜那样具有强迫性。这与《史记·黄帝本纪》中记载的内容比较一致，早期的首领要有很好的社会威望，才能确保权力的合法性。玉文化是中国史前文化的一个特色，并且一直延续到历史时期。

　　《礼记》有言，“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儒家认为，玉、仁、君子是三位一体的，现在看来，这种认知并非偶然，而是有深厚历史渊源的。

　　透物可以见人。从原始社会至商周时期，礼乐文明既有传承，又有调整变化，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三代损益”。

　　在商周鼎革之后，先民对天神的崇拜，对巫觋文化的热衷，逐渐转变为对祖先的尊崇，对天命、道德的关注，趋于人文理性化。中华文明的统一、包容、和平等诸多特性，也在此时臻于成熟，成为社会的基本价值观。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雄，西周建立的礼乐制度遭到毁灭性破坏，中国历史又一次进入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孔子以复兴周礼为己任，希望以礼乐制度重塑社会秩序，并采取“以仁释礼”的方法，建立了一套思想道德体系。由此来看，仁和礼确实是儒家文化的一体两翼，密不可分。

　　此后两千多年，儒家文化历经风雨、与时俱进，早已汇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长河，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滋养，并影响世界。

　　历史是一面镜子。“大道之行”，是过去，是现在，更是未来。这大概是孔子文化特展给人们最重要的启示。（记者 张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