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多年前，嘉祥的武氏家族陆续雇佣良匠卫改、孟孚、李弟卯、孙宗等人，制造了武氏阙、石狮子和武梁祠等史诗级的艺术宝库。

　　为何说制造武梁祠？与纸笔柔软碰触不同，雕刻画像石是一场硬碰硬的艺术创作，要求工匠既要有胸有成竹的果断，又要有胸无成竹的随遇而安。他们建立起文化脉络的枢纽，也是当时完整画像石产业链上最不可少的一环。

　　雕魂：石上生万物

　　151年落成的《从事武梁碑》，如是称赞武梁子孙的孝道：“孝子仲章、季章、季立，孝孙子侨，躬修子道。竭家所有，选择名石，南山之阳，擢取妙好，色无斑黄。”这短短的文字，也为后世考古学家探索武梁祠的采石工程提供了草蛇灰线般的信息。孝子贤孙为逝者武梁耗费大量家财，目标直指南山之阳的优质石灰岩。这不是盲目的挖掘，汉代工匠对石材有着严苛的审美：颜色纯净无杂斑，质地均匀坚韧。

　　嘉祥，这片鲁西南的土地，是汉代石作手工业的重镇。它的石材不仅滋养了本地的武氏墓群，更远行他乡。考古学家发现，50公里外梁山薛垓墓地的石椁板材，可溯源至嘉祥的石灰岩矿脉。在构造墓地时，石板是在采石场开采时就确定了规格，开采后编号直接运到墓地，中间没有再经专门的石材加工作坊。不刻画像的，运到后就下墓圹建石椁；刻画像的，则在墓地现场或附近刻完后再下圹建石椁。

　　开采是画像石产业链轰鸣的第一声。山东博物馆研究馆员杨爱国介绍，就目前已经发现的采石场与墓室建筑的距离看，除了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的部分塞石是就地开采的外，大部分采石场与石材使用地之间有一定距离，需要通过陆路或水路运输，才能把石料运到使用现场或加工作坊。巨石出山，陆路或水路的漫长迁徙随之开始。圆木在重压下呻吟，绳索深深勒进石头的肌肤，舟楫在河水中沉稳前行，将沉睡的山之骨送往工匠云集的作坊或墓地现场。

　　粗粝的石坯抵达终点，良匠便开始施展“魔法”。《从事武梁碑》以寥寥数语勾勒其功绩：“雕文刻画，罗列成行，委蛇有章。”这背后是繁复到极致的工艺。

　　先是“起稿”。想象这样的场景：工匠手持墨笔，在打磨平整的石面上从容勾勒。杨爱国指出，许多画像石上残留的墨线痕迹，揭示了这道关键工序的存在。所谓“罗列成行，委蛇有章”，正是精心布局的写照，人物故事、祥瑞神兽，如何在有限石面和谐共生，皆在笔线纵横中流淌。

　　接着，刻刀登场。武氏祠画像石采用典型的“凸面线刻”：磨平石面，勾勒物像轮廓，然后凿去轮廓外的部分，使画面微微浮起，最后在凸起的阳文上，以阴线精雕细琢。刀锋游走，从粗犷的轮廓到精妙的细部——西王母发髻的每一缕丝纹，荆轲刺秦时怒发冲冠的瞬间，车马行列中骏马腾跃的肌肉张力，皆在这“硬碰硬”的较量中诞生。线条或刚劲如铁，或婉转流畅，在“笨拙”的石头上，舞动出无比灵动的生命韵律。

　　当然，并非所有构件都在固定工坊完成。史料与题记显示，许多量身定制的祠堂，如武氏阙铭、东阿芗他君祠堂等，是在墓地现场加工雕刻并就地安装的。

　　筑祠：拼合天堂的力学

　　当最后一道刻痕完成，真正的挑战才拉开序幕——将数以吨计的预制石材，组装成悬山顶、双开间甚至带小龛的复杂祠堂。没有起重机，没有现代机械，全凭人力、智慧与土方工程。

　　石阙相对简单，如莒县东莞孙熹阙，只需将石材依次叠加。可遇到武氏前石室、左石室这类结构精巧的悬山顶祠堂，或朱鲔石室般高大的建筑，安装巨大的过梁石和沉重的盖顶石，堪称力学的冒险。画像石墓虽绕开了立柱架梁的麻烦，但每一块石头的拼合都需精准无误，“稍不小心就会塌下去”。

　　堆土成坡，是汉代工匠的智慧。他们垒筑土山，利用斜面将巨石运送至预定高度，如同建造金字塔。石材就位，层层组装，祠堂或墓室的骨架在泥土的怀抱中逐渐成形。当最后一块顶石落下，泥土被小心清除，一座由石头构筑的永恒殿堂——死者的“天堂”模型——便巍然矗立在生者面前。武梁碑所载“前设坛墠，后建祠堂”，正是这道最终工序的礼成宣告。笨重的石头，经由人力，被赋予了神圣的秩序和空间。

　　建一座画像石祠堂要花多少时间，在个别画像石祠堂题记中有记录。芗他君祠堂从采石到建成用了两年多：“堂虽小，经日甚久，取石南山，更逾二年，这（迨）今成矣”，而且是“师操义，山阳蝦丘荣保，画师高平代盛、邵强生等十余人”共同完成的。微山两城永和六年（141年）桓孨祠堂用了一年多，许卒史安国祠堂用了数月。

　　在恢宏的武梁祠建筑群前，个体的人显得如此渺小。然而，历史的长河中，竟有幸留下了几缕微光——那些在题记中镌刻下自己名字的石工。

　　最耀眼的莫过于良匠卫改，他是武梁祠艺术成就的缔造者之一。这个庞大的群体留名者凤毛麟角，如肥城栾镇村为张文思父造祠的石工王次、许卒史安国祠堂题记中的高平名工王叔、王坚。学者邢义田指出，这些名匠并非机械的执行者，他们“有自己的职业传统”，甚至可能“自主创作，带动流行”。

　　不论是固守家园，还是远走他乡，汉代石刻工匠留下姓名的是极少数，石刻产业大军中的绝大多数默默无闻地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不为人知。

　　石工技艺的传承应是父子、师徒相传的。山东博物馆研究馆员赖非指出，石刻工匠“父子师徒代代相授，门户之间，各有自己的传统”。“元嘉元年八月廿四日，立廓毕成，以送贵亲……朱雀对游西仙人，中行白虎后凤皇。中直柱，双结龙，主守中霤辟邪殃……堂石央外，君出游，车马道从骑吏留，都督在前后贱曹。上有虎龙衔利来，百鸟共持至钱财……学者高迁宜印绶，治生日进钱万倍。长就幽冥则决绝，闭旷之后不复发。”这段文字出土于兰陵县城前村的碑刻中，学者普遍认为是画像石匠人师徒相传的口诀。

　　武氏阙题记冰冷地记录着他们的劳动价值：“造此阙，直钱十五万；孙宗作师（狮）子直钱四万。”十五万钱，是武家孝心的货币化表达，也是工匠们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丧家寄托哀思，工匠获得生计，双方共同维系并推动着汉代石作手工业的车轮。

　　俱往矣，“碑大人小”的深意在时间的河床里静静流淌。

　　当我们在武梁祠前惊叹于壁面上的伏羲女娲、荆轲刺秦、车马浩荡，感受那份“气魄深沉雄大”时，不应忘记，是无数个无名的“卫改”“王次”“孙宗”，用布满老茧的双手，在粗糙冰冷的石头上，一凿一錾，雕刻出一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也雕刻出自己卑微却坚韧的存在证明。笨拙的石头因灵动的线条而不朽，而赋予石头灵魂的人，却常常隐没于宏大的“碑”后，成为历史幕布上模糊而伟岸的剪影。

　　余音：石不能言最可人

　　时光流转，黄河的泥沙最终掩埋了武氏祠的荣光。直到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金石学家黄易如同一个跨越千年的知音，让四十余块画像石重见天日。然而，重见天日的石头已次序大乱，“前石室”“后石室”“左石室”的标签，掩盖了它们原本在建筑中的确切位置。

　　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费慰梅向这个难题发起挑战。如同破解立体拼图，她依据拓片比例、雕刻风格、题材布局，特别是与已知结构的孝堂山石祠比对，开始了艰难的纸上复原。她敏锐地捕捉到那些被普通拓工忽略的“平素的边缘，几何花纹的带条”，这些细节是重建建筑逻辑的关键钥匙。

　　经过无数次尝试，武梁祠、前祠、左祠的墙体配置图在她笔下渐渐清晰，揭示了画像在建筑空间中的叙事逻辑——西王母、东王公雄踞山尖，儒家圣贤位于高位，车马出行环绕于下，中心是象征祠主永恒的楼阁宴饮。费慰梅的复原工作揭示，图像的意义需置于建筑整体结构与丧葬仪典中才能被完整理解。石头的位置，决定了故事的语境。

　　杨爱国指出，有些问题需要继续研究。比如，目前所见史料，虽然可以看出工匠在引领风尚方面可能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否由他们主导了汉代画像石的流行，现在还不能过早地下结论。再如，关于画像石作坊的有关问题，作坊是设在居址附近以便工匠的生活，还是设在公共墓地附近以便丧家取用，我们一无所知，只是根据画像石发现的情况推测当时有与之相关的作坊，至于作坊的内部管理更是无从谈起。

　　今天，当人们步入嘉祥的武氏墓群石刻博物馆，凝视那些曾高踞山尖的西王母、东王公，端详那些描绘着古代帝王、孝子烈女、刺客忠臣故事的画面，触摸那些历经千年依然生动的线条，仿佛能听到凿錾与石头的对话，看到工匠专注的眼神，感受到丧家虔诚的哀思。

　　石不能言最可人。最笨拙的石头，也能承载最灵动的线条；最宏大的史诗，往往由最渺小的人物书写。这，就是“制造”武梁祠的奥义——在永恒的石头上，镌刻下中华文明不断前行的轨迹。（记者 卢昱 实习生 董诗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