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生万物》热播，不仅让赵德发的长篇小说《缱绻与决绝》在二十多年后焕发了新生，也再次将中国乡土题材电视剧改编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推向前台：那些成功登陆荧屏并引发广泛共鸣的乡土题材电视剧，其文学母本大多源自北方。从《红高粱》的胶东野性、《白鹿原》的渭北沧桑，到《闯关东》的迁徙史诗、《平凡的世界》的坚韧成长，再到《生万物》所展现的齐鲁大地在时代风云中的沧桑巨变，北方乡土小说构筑了一道荧屏上的壮阔风景。反观南方，虽有毕飞宇的《平原》、苏童的“枫杨树故乡”系列、王跃文的《家山》等文学经典，但除了由广西作家朱东、张越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股份农民》改编而成的电视剧《向往的生活》影响较大之外，近年鲜有现象级的乡土剧作出现。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也许从《生万物》的成功改编中，能找到理解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

　　北方乡土小说自身的叙事特质，为影视改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作为中华农耕文明的核心发源地，北方农村的文学叙事往往承载着更厚重的历史纵深和更易于转化为外部冲突的戏剧性张力。以《缱绻与决绝》为例，小说以沂蒙山区天牛庙村为基点，通过四代人六十年的命运沉浮，贯穿了从土地革命到改革开放的百年历史。这种将个体命运编织于宏大历史进程的叙事策略，为电视剧的改编搭建起了厚实的史诗框架，并提供了密集的戏剧冲突爆发点。在《生万物》中，编剧特意截取了原著中社会动荡最为剧烈、人物命运跌宕起伏最甚的1926-1946年作为核心故事时间。观众在剧中看到的绣绣（杨幂饰）被土匪绑票，其父宁学祥（倪大红饰）因吝惜土地而选择嫁次女顶替赎人，封建父权与土地崇拜的激烈碰撞，瞬间点燃戏剧火花。这种依托于重大历史转折背景、以强烈外部冲突（如阶级斗争、家族对抗、生存挣扎）驱动情节的模式，高度契合了电视剧对线性叙事、强情节推进和鲜明情感冲击力的核心诉求，成为北方乡土文学转化为荧屏作品的显著优势。反观南方，尽管其乡村在近现代同样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深刻聚焦并系统展现近代以来南方乡村社会历史全景变迁的长篇小说相对较少，且涉及此段历史的乡村人物命运书写，其核心戏剧冲突也常常被吸纳进更为宽泛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中，独立成篇、深入挖掘南方乡土社会内部肌理及其独特历史进程和家族、人物命运的影视作品相对稀缺。这种差异的深层原因之一，在于近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地域特性：广袤的北方地区，尤其是华北、西北等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长期是中国共产党稳固的根据地。在长达二十多年的革命实践中，党的政治动员、土地改革、妇女解放、文化教育等深刻变革直接渗透到乡村社会的毛细血管，彻底重塑了乡村的权力结构、人际关系和农民个体的命运轨迹，本身就上演了无数波澜壮阔、充满尖锐冲突的活剧。这为北方的乡土小说提供了天然的、极具戏剧张力的宏大历史舞台和丰富的故事原型。在写作《缱绻与决绝》时，赵德发就将一些真实的历史事件和背景融入小说之中。相比之下，广大的南方地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敌占区或拉锯地带，社会结构的变革相对迟滞或更为曲折隐蔽，缺乏像北方根据地那样持续、深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剧烈社会革命风暴，其乡村社会变迁的显性戏剧性冲突素材在规模和烈度上相对不足。

　　视觉转化上的产业适配性与符号辨识度，进一步强化了北方乡土小说的改编优势。影视是视觉的艺术，其工业化生产特性对场景的空间形态、文化符号的视觉呈现效率有特定要求。北方乡土世界的物理形态（如广袤的麦田、连绵的黄土、开阔的平原）和部分典型文化符号（如粗犷的腰鼓、朴拙的土炕、略带喜感的方言），往往因其空间开阔性、形态的规整性和符号的强动作性，在转化为视听语言时，更容易被镜头捕捉、搭建和调度，也更容易在有限的画面内建立鲜明的视觉标识。北方乡村在革命时期形成的独特视觉符号，如土墙上醒目的革命标语、简陋而充满活力的农会会场、妇女放足后参与生产的场景、民兵训练的土制武器等，不仅是历史细节的真实还原，更是社会剧烈变革的直接视觉体现。它们本身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叙事张力，易于被镜头捕捉并转化为视觉冲突点，进一步丰富了乡土剧的视觉语汇和时代质感。

　　影视产业根植的地域生态与长期形成的市场预期，是加剧这种地域倾斜的深层推手。以央视一套、八套黄金时段为标杆的主流播出平台，其受众定位与审美偏好长期以来倾向于宏大叙事、史诗气质和家国情怀，这恰恰与《经山历海》、《老农民》、《白鹿原》等成功的北方乡土题材剧高度契合。此类剧集在央视平台取得的稳定收视率和广泛社会反响，不断强化着平台方和投资方对“北方农村史诗”这一类型剧市场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双重信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方乡土题材剧在寻求主流平台（尤其是央视黄金档）认可时，往往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平台方和投资者对南方乡土剧是否能承载同等体量的史诗感、南方美学特质能否吸引最大范围的受众、方言障碍是否影响传播等疑虑普遍存在。这种对“史诗感”的疑虑，部分源自对历史背景的认知：北方根据地长期、稳固的革命实践，天然地将宏大历史叙事（战争、革命、社会巨变）与普通农民命运紧密交织，形成了符合主流平台偏好的“家国同构”式宏大叙事模板。而南方地区在相同历史时期相对碎片化、隐蔽化的社会变迁，则较难支撑起这种类型化的、具有强烈外部冲突驱动和清晰历史纵深的“史诗”框架。这种疑虑导致了项目在立项和融资环节会遭遇更多阻碍。即使是《向往的生活》这样试图展现南方乡村变革的作品，其获得央视播出机会本身也被视为得益于政策（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加持，反而从侧面印证了南方题材在主流渠道面临的更高门槛。这是一道无形却坚实的壁垒，使得南方乡土小说在影视化的起跑线上就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市场信心与美学基因的结构性差异，构成了南北乡土影视化的关键分野。《缱绻与决绝》的影视化之路走了二十多年，其最终落地，与《经山历海》等北方乡土题材剧在央视的成功密不可分，这极大地提振了资本对“北方农村史诗”题材盈利能力的预期。相比之下，南方乡土小说在影视化道路上的相对沉寂，本质上是其美学基因与影视工业需求的结构性错位。南方作家往往更倾向于对地域文化、人性幽微的细腻描摹，以抒情性、心理化见长。如毕飞宇的《平原》，虽以苏北农村为背景，却更聚焦特殊年代知识青年的心理异化；苏童的“枫杨树故乡”系列则擅长用阴郁意象解构家族传奇；王安忆对乡土女性生活的绵密铺陈，若搬上荧幕则极易陷于拖沓。这类作品在文学性上确实成就斐然，但其内敛的情感表达、碎片化的时空结构、心理化的叙事节奏，以及对特定意境（如水乡氤氲、雨巷幽深）的高度依赖，难以无缝对接电视剧对清晰线性情节、强烈外部冲突驱动和快速场景转换效率的刚性要求。《向往的生活》便是一个颇具启示的例证：该剧虽取景于广西黄姚古镇，努力还原南方乡村生活实景，但为了维持足够的戏剧张力，不得不额外植入股份制改革中的激烈商战、商业阴谋等强情节冲突元素。这种做法固然提升了可视性，却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原著蕴含的对南方乡村社会变迁更内在、更细微的反思深度，其采用的轻喜剧风格也在无形中冲淡了历史本身的厚重感。

　　同时，北方的农事、家族冲突、历史变革等主题，其核心矛盾（如人与土地的永恒博弈、传统与现代的激烈交锋）往往具有更显性、更具普适性的冲突特征，易于在不同地域背景的观众中引发共鸣。而南方乡土中那些独特的文化符号（如宗祠里的权力博弈、水乡生活的幽微情致、巫傩仪式的神秘氛围），其承载的复杂社会结构、地域心理特质和独特文化意境，要转化为既不失本真、又能被大众普遍理解且富有戏剧张力的视觉叙事，对编剧和导演的文化理解力、影像想象力及改编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当南方作家沉浸于水乡氤氲所隐喻的复杂心境时，北方作家基于黄土地的历史与冲突所构建的叙事，已在影视改编领域树立了更多成功的路标。

　　当然，由历史厚度、戏剧张力、视觉转化与产业适配性以及产业偏好共同造就的乡土剧“北重南轻”现象，并不意味着广大的南方缺乏影视化的沃土，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如《向往的生活》尝试以“轻喜剧”调和南方改革主题的沉重，就展现了一种积极的探索姿态。南方乡土叙事要突破瓶颈，关键在于既要深植于自身独特的诗性智慧与地域文化精髓，又要勇于探索如何将菱角、木棉、蚕桑、雨巷等极具地域标识的意象，转化为具有强大叙事驱动力和视觉感染力的独特视听语法，避免对北方成功模式的简单效仿。同时，也需要更深层次地挖掘南方乡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如土地革命、敌后游击战、解放初期复杂的“剿匪”与社会改造）所蕴含的独特历史张力和人性故事，寻找不同于北方根据地的宏大史诗、但同样深刻动人的叙事路径。

　　真正的乡土叙事，本不该有南北之分，唯有真诚地扎根泥土、适切地转化表达才是核心。广袤的中国乡村，无论南北东西，每一方水土都蕴藏着值得被深刻洞见、被深情讲述的故事。《生万物》的热潮之后，影视人最应铭记的启示或许是：只有当我们既能深情描绘北方黄土地的壮阔史诗，也能精妙呈现南方水乡的婉约深邃及其潜藏的独特历史张力与社会纹理，中国乡土叙事才能真正迎来其多元共生、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作者 刘仲国 单位 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