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石星经》中关于北斗的记载

　　屈原在《天问》中，曾发出“天在何处与地相接？黄道十二次如何划分？日月悬挂于何所？群星又如何陈列？”等一系列充满哲思的追问，表达着先民对宇宙本源与结构的原始好奇。

　　在那个试图用想象与诗意去丈量苍穹的年代，星空仿佛神秘莫测的巨幕，而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天文学著作——《甘石星经》，则为先民们“满船清梦压星河”的宇宙观提供了生动注脚。

　　星分翼轸，地接衡庐

　　明代学者顾炎武曾感叹：“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晨’，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先秦时，人们对天文的热爱与思索，可见一斑。

　　根据知识的内容又可以分为：一般时间知识、天文观测研究知识（包括历法知识）、星占知识、月令（时间节律）知识和天文神话知识。根据知识的生产与掌握主体，可以将先秦文献中的天文知识分为两类：官方天文知识（文人的天文知识）与民间天文知识（普通百姓的天文知识）。

　　古时，有一大批“凝望苍穹向天问”的文人。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指出：“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苌弘；于宋，子韦；郑则裨灶；在齐，甘公；楚，唐眛；赵，尹皋；魏，石申。”其中，齐国的甘公及魏国的石申，就是战国时代两大天文学家。其中，甘德写有《天文星占》八卷，石申写有《天文》八卷。

　　因年代过于久远，甘德的属国有着不同的记载与争议，有齐人、鲁人、楚人等说法。可以确认的是，甘德大约生活在齐威王、齐宣王时代，著有《天文星占》八卷、《甘氏四七法》一卷。《甘石星经》中有大量关于恒星位置、行星运动的观测记录，可以说是古人对天文观测成就的一大总结。我们常说的“二十八宿”，即源于甘德的“甘氏四七法”。

　　所谓“四七法”，就是将夜空中能观察到的恒星分为“东、南、西、北”四个区域，其中每个区域又分为七部分，由此形成的二十八个区域就是常说的“二十八宿”，即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七星：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七星：井、鬼、柳、星、张、翼、轸。如此一来，围绕地球的天体有个相应的坐标，这为之后的天文观测打下基础。譬如，千古名篇《滕王阁序》中，就有相关表述——“星分翼轸，地接衡庐”“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这些都是星宿文化的体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甘德还有几个重大发现，比如行星运行的回归周期和会合周期等。经过多年的观测记录和精密的计算，甘德测出火星、木星的回归周期和木星、金星、水星的会合周期仅比目前测定的相差数日，误差率仅千分之几。在当时的观察条件下，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月球有座“石申”山

　　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世界天文史上，首先记录木卫三的是甘德。《甘石星经》中说：“单阏之岁，摄提格在卯，岁星在子，与媭女、虚、危晨出夕入，其状甚大有光，若有小赤星附于其侧，是谓同盟。”大意是说，岁星位于子宫（即北方天空的子位）时，与“媭女、虚、危”等星宿在清晨出现，傍晚隐没，便会呈现出直径较大、亮度较高的现象。“若有小赤星附于其侧”，意思是好像有一颗小的红色的天体在木星的周边。同盟的字面意思是“结盟”或“联合”，指木星与“小赤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天象关系，可能表示它们在视觉上非常接近，仿佛结成了某种联盟。

　　天文学史家席宗泽等人认为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记录木星的卫星，即木卫三，又名加尼米德。加尼米德是太阳系最大的卫星，亮度较高，视星等约为4.6。人类肉眼观测的极限是6等，因此在光污染极少的情况下是可以有机会用肉眼观测到加尼米德的。在战国时期，光污染几乎为零，确实有可能看到加尼米德。西方第一次明确记录木星的卫星还是伽利略的《星际使者》这本书，那已经是1610年了，比《甘石星经》晚了太多太多，相差近两千年。

　　石申的生活年代稍晚于甘德，著有《天文》八卷、《浑天图》等。据记载，石申曾系统地观测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运行并揭示了相应的规律，阐述了二十八宿与中外官92座的121颗星的坐标位置、去极度、距星的距度以及黄道内外度等，有较为详细且精准的天文观测数据。

　　在历法方面，石申提出的“岁星纪年法”以12年为周期，并以“冶、乱、丰、欠、水、旱”等为预报方法，其特点是不用太岁、太阴和岁阴名称，而用“摄提格”称之。

　　石申在古代天文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将观测到的恒星和测定的坐标加以汇编，由此形成了《石氏星表》。作为天文学上的重要工具之一，星表在中外天文史上并不罕见，但石申在《石氏星表》中首次建立了完整的坐标概念，同时测定了二十八宿距星和其他九十二颗恒星的方位。在这些测量基础上，石申创造了主要由一百二十个星宿（星座）构成的精美星图，这为后来的天文观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星表之外，石申还最先观测到太阳日珥和日冕的现象，同时还留下了有关太阳黑子的最早记录。在对月亮的观测方面，石申发现了月球运行的迟疾变化和偏离黄道的运动现象，他最先提出日食、月食是天体相互掩食的见解。

　　此外，石申还是“黄赤交角”的最早测量者，并曾对彗星进行过分类。为了表彰他在天文学上作出的重大贡献，1970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以他的名字命名。

　　占星是权力制约机制

　　人类立足于大地之上，本能地感受着时间的流逝与空间的广阔。然而，只有通过具体的尺度来衡量时间，并通过确定的标志来识别空间方向，人类才能真正清晰地理解和把握时间与空间。在与《甘石星经》成书时间相近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第四卷中给出了著名的时间定义：时间是就先后而言的运动的数。

　　此后，西方以太阳带领月亮、五星绕地球而转动构建了黄道十二宫体系，而中国则以北斗为轴心向外延伸出日月五星以及三垣—四象—二十八星宿体系。西方人认为天上的世界决定了人世的世界，因此出生在某个星辰运作之时的个人，便受到该星座的强烈影响；而中国人，则认为天意以天象的方式表现出来，给予统治者以警戒或嘉奖，观天象预知人事、规范秩序。复杂丰富的天文星占体系，与不断发展的天人感应思想相交错，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非常独特的政治景观。天象与灾异、政治、社会变动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一定的文化形式得以呈现。

　　在《甘石星经》中，对北斗七星的记载明显附有占卜之意：“守斗西，大饥，人相食。守斗南，五果不成。五星入斗，中国易政，又易主，大乱也。彗孛入斗中，天下陕，主有大戮，先举兵者咎，后举兵者昌。其国主大灾，甚于彗之祸。”实际上，这关系到中国古代一个特殊的政治传统。从周代开始，统治者将自己视为天子，从天到帝，相信君权天授，天是其统治合法性的来源，也是辅助其统治的一种力量。

　　如果不以今论古的话，这样一种普遍信服于天的理论在当时必定会被视为真理，而当人们信任其为真理时，它就能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而从中国历史上看，这些灾异的确给予统治者某种警戒，成为统治者反躬自省的一种契机；也有很多统治者利用祥瑞而无须动用暴力就顺利完成了政权的过渡。以此观之，占星不失为古代中国人根据自己的知识和观念构建起来的一种良性权力制约机制。

　　《甘石星经》标志着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高度，同时也影响到当时的政治、文化生活。对于甘德、石申等天文学家在天象历法方面的研究成果，历代帝王都十分重视。秦始皇建造阿房宫和骊山陵墓时，就大量采纳了其中的相关知识，使两座大型建筑符合天人合一的观念。

　　今年三月，日本学者出版了《宇宙考古学的邀约：通过卫星数据解读埃及与中国文明》一书。书中运用卫星影像探讨了秦始皇帝陵、长城、咸阳城、秦东门、秦山岛等遗址。其中有个令人惊叹的发现：秦始皇帝陵的墙壁与坟丘等皆依照秦代的南北轴线与东西轴线建造（比现今子午线偏东约1.4度，是根据当时北极星位置测定而来），东西轴线亦与现今略有不同。若据此将地轴稍东倾做修正，最近发现的“采药昆仑”石刻向东与秦始皇帝陵、洛阳城、秦东门（今江苏省连云港）精准地呈现一字排列。

　　据记载，甘德著作《天文星占》和石申著作《天文》均为八卷，汉朝时这两部著作还是各自刊行。可惜到唐朝时，两部著作均已散佚失传，目前只能从《史记》《汉书》《开元占经》等书中见到它们的片段。据南宋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记述，北宋时有人将以上各书中关于甘德、石申的著述加以摭拾补缀，由此合编成了《甘石星经》。虽然编撰者托名“甘德、石申”合著，不过离两人的原著作已有较大差距。之后，又有人对此书加以增删编纂，将《甘石星经》版本固定下来。（记者 卢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