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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千年古籍来场“跨时空对话”

“鲁壁重光:唐宋元珍贵古籍特展”现场。

  在孔子博物馆的展厅里,柔和的灯光打在泛黄的纸页上。目光轻轻掠过玻璃展柜,仿佛能触到古人抄经时的虔诚指尖,也能闻到千年时光里沉淀的墨香。新近启幕的“鲁壁重光:唐宋元珍贵古籍特展”,规模之大、文物等级之高,不光在山东少见,放眼全国也算难得。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公立机构和私人收藏的古籍同台展出,就像让“老伙计们”久别重逢,背后藏着的,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守书故事”。

  “手抄本”里的秘密

  这次特展,不是普通的文物陈列,而是一次“古籍总动员”。孔子博物馆联合山东博物馆、山东省图书馆,还请来了杭州国家版本馆、中国书店,以及多位民间藏书家,把130件古籍搬了出来。展览分“写本遗珍”“古椠芸香”“守藏千秋”三个单元,跨越千年的典籍在孔子故里曲阜聚首。

  当年秦始皇焚书,孔子九世孙孔鲋将儒家典籍秘藏于孔子故宅墙壁,是为“鲁壁藏书”。从此,“鲁壁”超越了建筑本身,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象征。如今展览以“鲁壁重光”为名,深意正在于此:那些沉睡于库府的唐宋元珍本,恰是当代的“孔壁之藏”,让它们走出深阁、绽放光芒,正是我们这代人对文明传承的有力应答。

  文字和图书是知识传播的基本载体。在雕版印刷术出现前,想让知识传下去,全靠“手抄”。特展以“写本遗珍”单元开篇,集中展出了9件魏晋唐宋手写经卷。这些珍品都出于吐鲁番、敦煌,流出后又经名家递藏,出处明确,传藏有序,保存至今,件件都是国宝。

  最“年长”的展品,当数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的东晋《六朝写经残卷六种》。它用的是麻纸,手感会有点粗糙,可就是这其貌不扬的纸,扛住了1700年的风雨。再看上面的字,还带着隶书的“影子”——笔画末端微微上翘,像古人写字时特意顿了一下,这就是书法里说的“波磔”。这件文物,是汉字从隶书向楷书演变的生动写照。

  北宋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同样稀有。别的版本用普通墨,它用的墨是拿沉檀、龙脑这些名贵香料研出来的。曾经,这些香料仅见于古籍记载。古人相信,承载佛法的文字,应郑重对待。用沉檀龙脑水研墨,是古代写经最高规格。

  中唐时期的吐蕃文《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也很有意思。佛教自西而来,却在中原与吐蕃落地生根,写本成了文明互鉴的物证。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开展抄经活动仅有短短十四年,因此,这件文物能与今人相遇堪称奇迹。

  这些写本,还藏着“字体变形记”。南北朝写经,字大多扁平,隶书味浓;到了唐代,笔画刚劲,结构整齐,法度森严,透着大唐气派;再到宋代,写经里多了文人气息,字变得典雅精致,每一笔都藏着大宋风华。

  宋元刻本为何珍贵

  如果问藏书家“最想拥有的古籍是什么”,十有八九会答“宋刻本”。尽管宋刻本原有数万种,但历经千年岁月,全球现存仅三千多种。明清时期,收藏界便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而这次“古椠芸香”单元,一下子拿出了20多种宋刻本,还有61种元刻本。一次性展示、收录如此之多,当下实属罕见。

  宋刻本的珍贵之处,在于精雕细琢。

  首先是版本精。两宋推崇文治,官方刻书时实行“三校制度”:抄录后先校,再由不同学者复校,最后确认无误方可刊印。宋刻本最大程度保留了古书原貌,开展学术研究,得靠它当“标准答案”。

  其次是颜值高。宋朝刻书者大多书法功底深厚,有的甚至是名家手书上版。比如这次展出的《资治通鉴纲目》,是南宋嘉定十四年江西庐陵刻本,上面的字方方正正,笔画流畅,像在欣赏一件书法艺术品。宋刻本的字还分地域风格,有的刚劲,有的清秀,各有特色。

  最后是做工好。宋代刻工刀法纯熟,能把毛笔字的转折顿挫呈现在雕版上,印出来的字跟手写的高度相近。在材料上,墨用的是上等墨,色黑如漆,千年不褪色;纸要么是皮纸,要么是竹纸,韧性好,现在摸起来还是挺结实的。更贴心的是版式,即行与行之间的间距宽度,宋刻本通常上下留白多,类似于现在的“宽行距排版”,阅读体验感好。这种兼顾实用与审美的追求,把后来的明清刻本衬得失色许多。

  这次展出的宋刻本里,《北齐书》是“明星展品”。它是宋刻本的巅峰之作“眉山七史”之一,也是现存最早的《北齐书》版本。宋元古籍大多残缺不全,有的只剩几页,可这套《北齐书》却卷帙完整。还有《皇朝文鉴》,是南宋嘉泰年间刻的,在嘉定、端平年间又精心修补过,从中能感受到古人对图书的那份敬重。

  宋刻本的珍贵,还藏在名家题跋里。比如三部北宋开宝八年刻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一部有陈曾寿题签,一部有黄宾虹画的雷峰塔图,还有一部不光有叶为铭题字,王云还画了图、写了跋。这些书画诗文,本身就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当然,元刻本也有自己的特色。彼时,赵孟頫的书法特别火,元刻本的字受其影响,变得秀气,圆润流畅。版式上,“黑口、双鱼尾”更常见,就像给书页加了“装饰边框”。内容上,不光刻经史子集,还刻了不少农书、医书,比如《农桑辑要》《伤寒论》。如果说宋刻本是“精英化守护”,元刻本便侧重“大众化传播”。

  元刻本往往有牌记,类似现在的图书版权页,出版单位、时间一目了然。书坊以自己的名号为典籍背书,意味着对内容准确性、印刷质量负责,所以,牌记不止是“版权标识”,更是一份责任承诺书。

  关于图书装订演进的细节,同样值得一看。宋朝常用“蝴蝶装”,书页像蝴蝶翅膀一样展开,而明清刻本多用线装。这次展出的《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皇朝文鉴》等3部宋刻本,保留着蝴蝶装,能清楚看到古人是怎么“订书”的。还有6部宋刻佛经,有的是卷轴装,有的是经折装,有的是线装,就像一场“古代装订术展览”,让人知道原来古书有这么多装订方式。

  山东人在“守书”

  一卷古籍能历经千年风雨传到今天,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一代代人的守护。这次“典藏薪传”单元,专门讲了山东的两个“守书代表”:聊城海源阁和曲阜奎文阁。

  聊城海源阁是清代藏书家杨以增在清道光年间建的,与江苏常熟的铁琴铜剑楼、浙江湖州的皕宋楼、杭州的八千卷楼并称“晚清四大藏书楼”。海源阁曾藏书二十余万卷,其中宋元珍本逾万卷,以“四经四史”闻名天下。

  杨家守书,守了三代人。杨以增建阁时,正值晚清乱世,江南藏书楼多遭兵燹,他散尽家财搜集珍本。杨绍和继承父志,在战乱中抢运古籍,哪怕自己身陷险境,也不让古籍受损。孙辈的杨保彝编目整理,为每一部古籍记录流传轨迹,让后世能清晰追溯它们的前世今生。三代人的坚守,让海源阁从一座私家藏书楼,变成北方文化重镇,它打破了明清藏书楼“南强北弱”的格局,更证明了民间力量在文化传承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次展出的海源阁遗书及文物共51件。南宋费氏进修堂本《资治通鉴》,业界叫它“龙爪本”,是《资治通鉴》宋刊最著名版本之一,也是蜀刻的代表。雕版用的是龙爪槐,这种木头又韧又有弹性,刻出来的字特别清晰。书上面还盖着“海源残阁”“都省书画之印”“杨印承训”的印章,记录着这本书的流转轨迹。

  南宋刻本《韦苏州集》,原本是蝴蝶装,后来改成了线装,版心下有刻工的名字,文中还避宋帝讳。书上面盖着“杨氏海源阁藏”“陶南山馆”等印章。这套书先被康熙第十三子允祥收藏,后来到了晚清藏书家朱澄手里,最后才归了海源阁,背后是无数人的守护心血。

  曲阜的奎文阁是孔庙的重要建筑,原来叫藏书楼,后因“奎星主文章”,改名奎文阁。这座阁有三层,上层放皇帝赐的经书、墨迹,中层放印版,下层放祭孔用的香帛、祝版。

  奎文阁的书,有的是皇帝御赐,比如康熙、乾隆赐的经卷;有的是孔府自己刻的,比如《孔氏家语》;有的是从社会各界搜集、购买来的。作为孔庙的礼制建筑,奎文阁的藏书带着传承儒家文脉的定位,只藏儒家经典,还有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史部、集部、丛书,就像一座儒家文化专题图书馆。

  它的图书并非束之高阁,而是有实用价值。一方面,给官修史书提供资料,修《明史》时,编书者就来查过资料;另一方面,可供孔、颜、曾、孟四氏的学生和县里的生员借阅。

  这次展出的源自奎文阁的17件文物里,宋刻本《皇朝仕学规范》是“重头戏”。它是南宋淳熙年间编的,专门记录宋代名臣故事,教世人怎么读书、怎么做人、怎么写文章,印制极为精美。这部书是孔府十二府的旧藏,入选了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还有一部元代的《周易经传集解》,是学者董真卿编的。书里不光有程颐、朱熹的作品,还收集了历代研究《周易》的观点。卷首序言里写着“元统二年甲戌九月鄱阳董真卿编集”,书上面还盖着“孔德成印”。孔德成是末代衍圣公,说明这本书曾是他的珍藏。

  奎文阁与海源阁,具有独特象征意义。二者形成了官、私两条保护路径的对照与互补,共同勾勒出一幅守护文明薪火的绚丽画卷。

  对于专业人士而言,特展是研究宝藏。研究历史,靠宋刻本当参照物,才能知道哪些是后人改的,哪些是原文;从写本题记里,能看出古人的宗教信仰、生活习惯,这些都是史书里没写的细节。

  对于公众而言,特展是文化艺术殿堂。从写本的书法,到刻本的版刻、印刷,处处透着古人的审美。东晋写经的古朴、唐代写经的刚劲、宋代刻本的清秀,构成一场跨越千年的艺术展。即便不懂古籍,光看上面的书法、版式,也能感受到中华典籍之美。

  古人用典籍传递精神,今人用展览延续精神;古人用生命守护文明,今人用传播激活文明。鲁壁重光,不是单向的瞻仰,而是双向的共鸣。我们从古籍中汲取力量,也让古籍在我们的守护中,走向更远的未来。(记者 张九龙

初审编辑:陶云江 窦永浩

责任编辑:李润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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