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岱之间 “轴心”双驱

　　黄河与泰山是齐鲁大地独一无二的地理坐标。从古至今，泰山、黄河，从文化的点、线、面多个维度互动，蕴含静与动、阳与阴、时间与空间、责任与信仰的多重意象。它们如天地之木梭、经纬，织就齐鲁大地的文明锦缎，承载着古今的礼赞和致敬，见证着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也映照出中华民族对和谐、安宁的千年追寻。

　　地理之“点”

　　自然坐标与空间交会

　　黄河奔流万里，自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启程，穿峡谷、越黄土、卷泥沙，浩浩汤汤，终在齐鲁大地东端——东营市垦利区，缓缓注入渤海。

　　历史上，黄河下游泥沙堵塞河道，河床不断抬高，淤积、摆动、出汊、改道，有记载的决堤有1500多次，如同巨龙摆尾，黄河入海口经历了从北到南、又从南到北的大摆动。

　　1976年5月21日，黄河尾闾人工改道清水沟流路，滚滚黄河水从此稳定地向着东营黄河口镇的入海口进发，注入渤海。

　　可以说，黄河山东段628公里的征途，是母亲河舒展、丰饶、富有诗意的篇章。入海口处，河道散若游蛇，水沙交汇，潮汐轻抚，泥沙年复一年淤积成陆，自1976年以来，已向海推进逾35公里，每年创造出大约30平方公里的土地，堪称“大地的胎动”。这里不是终点，而是新生——黄河以亿万年的耐心，将高原的骨血化为滨海的沃土，造就了中国最年轻、最完整的暖温带河口湿地生态系统。

　　在当下的山东水利顶层设计中，黄河的地位依旧不可撼动。山东现代水网的总设计中有“一轴三环”的格局，“一轴”便是以黄河为主轴的引黄供水体系，依托南水北调、胶东调水等引调水工程，在淮河流域片、海河流域片、胶东半岛片形成三个环形调水格局，是全省水资源优化配置的主骨架。

　　与低回婉转的河口湿地遥遥相对的，是巍然屹立于华北平原东侧的泰山。主峰玉皇顶拔地而起，海拔1545米，如天柱般屹立。泰山并非寻常山岳，而是华北克拉通古老基底的脊梁，其岩体形成于25亿年前的新太古代，历经五次构造运动隆升，终成“五岳独尊”。地质上，泰山属于鲁西隆起带，而其北侧广袤的黄河下游平原则坐落在济阳坳陷之上——一隆一陷，一刚一柔，恰似大地的一呼一吸。

　　泰山如磐石般稳定，黄河则如绸带般铺展。二者在构造上互为镜像：山为骨，河为脉；山主静，河主动；山守恒，河创生。正是这种地质上的张力与互补，塑造了齐鲁“山河表里、刚柔相济”的独特格局。

　　在山与河最近处，泰安成为天地交汇的灵秀之地。泰安段黄河虽仅36.3公里，却扼守东平湖出口，是黄河下游由宽变窄的关键咽喉。东平湖作为黄河唯一蓄滞洪区，设计蓄洪量达40亿立方米，如一只巨掌，在汛期托住狂澜。黄河水流由散漫转为集中，以庄重姿态穿越齐鲁腹地。

　　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夺大清河入海，与泰山“握手”，两者在空间距离上最近——直线约30公里，且地势开阔无遮，成就了“河岳同辉”这一天下奇观。

　　黄河河道在历史上南北游移，时常与泰山相近，故古人往往将泰山黄河纳入“同框”。据汉代《泰山记》云：“黄河去泰山二百馀里，于祠所瞻黄河如带，若在山阯。”泰山四大奇观中“黄河金带”即摹此景象。唐李白《游泰山六首》：“黄河从西来，窈窕入远山。”泰山玉皇顶东庑名“迎旭亭”，西庑“望河亭”。岱顶乾坤亭有明人杨彩书碑：“东观日本，西望河源。”想象泰山之巅可览黄河源头。在后世诗人吟咏中，也无不把黄河、泰山相联系。

　　著名泰山文化学者、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首席专家周郢教授多年来持续研究探索黄河和泰山的“山河”文化，他指出：黄河与泰山古有“河岳”之并称。相传周公作《时迈》，诗中有“怀柔百神，及河乔岳”，意思是周王安抚天地众神，及至黄河与泰山。《周颂·般》：“于皇时周！陟其高山，墮山乔岳，允犹翕河。”这是周成王时歌颂武王巡狩祀河岳的诗歌。乔岳即高大的山，指泰山；河即黄河。清初钱肃润认为“于皇时周，陟其高山”是最早的泰山诗。明人将这句话刻在泰山经石峪中。

　　历史之“线” 夷夏东西，脉络交织

　　在古老的地理专著《尚书·禹贡》中，有“海岱惟青州”之说。此时，“青州”只是一个笼统的地理区域概念，并不是正式的行政区划管理范围。在九州中，青州的位置在中原大地的最东方。根据古代盛行的五行学说来看，东方属木，木颜色为青色，所以有了“青州”之名。

　　“青州”除以海为边界，最重要的地标便是泰山。这种认知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也有体现。司马迁说齐国“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这里出现的“海岱之间”也指泰山以东、大海以南的广阔区域。近代以来，许多学者也喜欢用“海岱”作为山东地域的代称。

　　海岱之间——泰山以东、渤海以南、黄海以西、淮河以北，曾孕育出一条绵延数千年的文明长河。考古学已清晰勾勒出“后李—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这一完整而璀璨的史前文化序列，如一部无字的《山海经》，在陶鬶的烟痕、玉钺的寒光与城址的夯土中，讲述着东夷先民如何从聚落走向国家，从蒙昧迈向礼制。

　　在泰安大汶口、莒县陵阳河、诸城呈子等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等级分明的墓葬：大型墓随葬数十件陶器、玉器、象牙雕筒，甚至有刻画符号，如“日月山”形——这些符号被许多学者视为汉字的雏形；而小型墓则空无一物。这种“生死有别”的社会分层，标志着权力与财富的集中。更关键的是，城址的出现——如泰沂山系北侧山前平原地带上的章丘焦家遗址（面积约24万平方米）、日照尧王城（面积约52万平方米）——证明已存在具备防御、祭祀与行政功能的中心聚落。尤其是焦家遗址发现的城壕城墙，墓地反映的社会分化程度，都说明社会已经开始进入古国阶段，或者说进入了文明社会。

　　考古学家在若干区域用双脚在田野里找出大大小小数以万计的考古遗址，揭示出各个地区由野蛮发展为文明社会的聚落形态，用手铲发掘出了一座座的古城、村落，让我们看到了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勾勒的5000多年前“五帝时代”的影子。

　　而在陕西、山西、河南交界的地方，曾围绕黄河这一轴心，出现夏朝的核心控制区。正如1931年春，傅斯年完成的名作——《夷夏东西说》中陈述，商周之前，包括殷商西周时期，山东全省、河南东部、江苏北部和安徽东北角，甚至包括河北东邻渤海的位置以及辽东半岛的广大地区，全部居民都被称为“夷”，即所谓“九夷”。有夏一代，东西方之间的关系即夷夏关系，就是一部夷夏交争和夷夏交胜的历史……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这就是著名的“夷夏东西说”。

　　关于夷夏关系，著名考古学者严文明先生曾指出，大汶口文化中期之前，中原和东方（山东和苏北）的发展水平是差不多的，“但在公元前3500年以后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东方的经济文化在一些重要方面逐步超过了中原，在全国也处在领先地位”。

　　大汶口文化的白陶鬶、黑陶高柄杯、拔牙习俗、日月山符号，频频出现在豫中、豫西乃至晋南的仰韶晚期与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中。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鬶形盉，其原型正来自大汶口；而中原地区突然出现的棺椁制度与随葬玉钺传统，亦与海岱密切相关。这说明，在距今5000年前后，东方并非被动接受者，而是以礼器、信仰与制度为媒介，向中原输出文明基因——傅斯年所言“夷夏东西”，实为一场双向奔赴的文明对话。

　　正是严文明先生所说的“东方先进性”，推动了席卷黄河流域的“龙山化”进程——一种以城址普及、礼器系统化、社会复杂化为特征的文明扩散现象。“考古学家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礼乐制度源起东方，它表现在很多方面，像墓葬制度、礼仪建筑、礼乐器具等，这套制度都是在东方起源的，影响了夏商周三代文明。源自齐鲁大地的儒家学说，实际上主要就是和礼乐有关。孔子是距今2500多年的思想家，但不是说孔子一下子就创造了这个礼乐制度，在他之前的2500多年，中华文明已经经过不断积淀，孔子是礼乐文明的集大成者。”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方辉说。

　　而在这东西交融的宏大叙事中，黄河，这条蜿蜒五千里的巨龙，扮演了无可替代的文明动脉。它不仅是泥沙的搬运工，更是人群、物资与思想的传送带。考古证据显示，大汶口—龙山时期的海盐、贝壳、黑陶、玉料沿黄河及其支流西传，而中原的粟作技术、彩陶传统、绿松石则东渐。尤其在黄河下游的济水—大清河—漯水水系网络中，舟楫往来，使泰安、济南、菏泽成为东西交流的枢纽。黄河的泛滥虽带来灾难，却也通过冲积平原的连片化，消弭了地理阻隔，为族群迁徙，如东夷西迁、夏人东进、嬴秦西迁提供了通道。

　　文化之“面” 黄河如带，泰山若厉

　　在华夏文明的宇宙图景中，黄河与泰山从来不只是地理存在，而是天地精神的具象化身——一动一静，一阳一阴，共同织就了古人对宇宙秩序与人间和谐的深邃理解。

　　泰山，有拔地通天之势，也有擎天捧日之姿，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民族精神的象征高地。

　　“高耸之地宜生非常之象，这一观念并非为中国所独有。西奈山和奥林匹斯山向我们表明，在所有国度，不论何时，山岳都是诸神明流连眷顾之所。事实上，这是人类精神中自发产生的一种观念，即，为了能够与天上诸神相交通，人们应当接近这些神明，而登上山顶之后，人们就能够与之相遇。如果说泰山已然成为举行祭天仪式的众选之地的话，那么，这主要是基于所有民族共有的一种观念。”著名汉学家沙畹在《泰山》一书中指出，泰山在众山之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职能，他深入剖析了泰山在漫长的历史中受到尊奉的原因，以及泰山信仰内涵逐步变化与丰富的过程，从而探究中国上古时期的宇宙观和宗教祭祀。

　　周郢考证，封禅说源自“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这是《史记·封禅书》开篇对封禅大典的解读。按照史官的解释，封禅是融政治与信仰为一体，用以沟通天人对话的国家祭祀大典。所谓封，就是在泰山极顶筑坛以祭天；所谓禅，就是在泰山附近的小山包筑坛以祭地。在泰山上正式举行封禅大典的皇帝有六位，分别是秦始皇、汉武帝、东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

　　“汉武帝封禅泰山时，就有来自‘安息’——也就是今天伊朗等国的众多使节随行。”周郢告诉记者，随着唐宋时期中国对外交往的不断拓展，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使节来到泰山，参与中国皇帝的封禅大典。在唐高宗、唐玄宗两次封禅活动中，就有日本、新罗（朝鲜）、天竺（印度）等数十邦国的使节与会。在宋真宗封禅时，更增添了来自阿拉伯半岛与东南亚印尼等国的商人队伍。这些频繁的外交活动都发生在泰山，泰山文化因而远播海外。

　　帝王到泰山，有着不同的政治目的。而没到泰山的皇帝们，则同样对泰山有所敬畏。如刘邦为安抚和笼络功臣集团，除了封官拜爵之外，还以“封爵之誓”加以强调和保证。史称：“天下乃平，始论功而定封……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大意是：“即便是浩荡黄河变得如同衣带一般细小，巍峨泰山变得如同磨刀石一般低矮，朝廷都保证你们的封国永久存在，延续到你们的后世子孙。”而刘邦把黄河、泰山搬出来为誓，这种政治观念和行为，依然足以说明泰山与黄河的特殊地位。

　　在清代，有一次君臣之间的龙脉之辩。“古今论九州山脉，言华山为虎，泰山为龙。地理家亦仅云泰山特起东方，张左右为障，总未根究泰山之龙，于何处发脉。”1709年时，康熙皇帝与重臣李光地就泰山龙脉的问题进行了一番讨论。

　　李光地认为泰山龙脉大约顺着黄河，“从陕西、河南来”，康熙却独出心裁地提出：“凡山东泰岱诸山来脉，俱从长白山来”，还写下《泰山龙脉论》。

　　康熙的泰山龙脉源于长白山论，将中原神山与八旗传统信仰巧妙结合起来，证据虽不足，却起到了化解矛盾、促进团结的作用。难怪李光地大为叹服：“倘非皇上灼知而发明之，则遗经之指，千载梦梦也。”

　　“泰山信仰”　　仁德与刚毅熔铸一炉

　　泰山是明清两代重要的神山。明代汪子卿在《泰山志》中说：“我国家定鼎燕冀，实惟兹山雄峙于东，侈形势，壮舆图，以奠王畿，国计漕源，亦维兹是赖。”泰山与黄河共同影响封建王朝的定都，如选择洛阳、开封、北京等，都有着两者相互作用的影子。在老北京，“泰山信仰”更是顺着运河而上，深入日常，东岳庙之外，另有288座碧霞元君庙（供奉泰山娘娘），桥道要冲多设泰山石敢当。

　　千载以降，士人官僚更将泰山、黄河意象内化为精神图腾与仕宦理想。泰山还见证着一种友情，叫“李杜”。

　　唐代杜甫、李白顺黄河而下，在泰安一带的山河之间，留下不朽的足迹与回响。二人在泰山周匝畅游。

　　745年秋天，李杜在石门一别。五年之后，李白再次来到泰山脚下，在平阴沙丘城，想到好友杜甫，再喝酒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沙丘城下寄杜甫》留下了他的内心情感：“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杜甫呢，也时常想念李白这位兄长。“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他的那份心境，在《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中愈加能感觉到：“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

　　清代金石学家张廷济题“带砺河山”四字，化用汉高祖誓语，既是对国家永续的祈愿，亦是对士人“以天下为己任”之志的铭刻——“带砺”原指衣带与磨石，喻微小之物，然山河虽可缩如带砺，忠贞不可稍减。

　　晚清山东巡抚张曜，在任上多有建树，尤其以亲力亲为治理黄河而获得朝野上下的赞誉。他带病坚持在治黄现场而病故之后，济南一带的百姓尊奉他为“黄河大王”，足见他在山东治黄工程上的独特地位。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张曜有《河声岳色楼集》传世，这位为治黄大业而以身殉职的山东巡抚，为自己的文集如此定名，一定寄寓着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仕宦追求。其中的“河”指黄河，而“岳”无疑特指东岳泰山。他还于济南创办“海岱书院”，以山河为名，以教化为本，将黄河的仁德与泰山的刚毅熔铸为士子人格的双翼。

　　在民间，山河信仰更深入骨髓，化为日用而不觉的精神底色。泰山之巅的碧霞元君——这位“庇佑众生、主司生育与安康”的女神，自宋代以来香火鼎盛，每年“泰山庙会”吸引数十万信众，尤以女性为多。许多沿黄村落，既设河神庙，亦供碧霞元君像，再就是遍布齐鲁大地的“泰山石敢当”碑刻文化。这种“山镇水、水润山”的信仰结构，塑造了山东人特有的务实而虔敬、刚强而仁厚的文化性格——既敬畏自然之力，又相信人力可参赞化育；既仰望神明护佑，更崇敬凡人英雄。

　　于是，从天地哲学到政治盟誓，从士人情怀到民间香火，黄河与泰山超越山川本身，成为中华文明中永恒的双驱“轴心”。（记者 卢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