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农历马年。中国人对马的热爱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马文化深深烙印在历朝历代的军事、经济与政治脉络中，也流淌在无数珍贵文物的肌理之间。作为汉代石刻艺术的精华，画像石犹如一部刻在石头上的史诗，其中奔腾不息的马，更是鲜活记录了那个时代的力量与风华。

　　当我们凝视收藏于邹城博物馆的东汉胡汉战争画像石，耳畔仿佛骤然响起金戈铁马的嘶鸣。这块宽近三米的画像石并非静止的图案，而是一场被瞬间凝固的沙场风暴。该画像石出土于邹城市郭里镇高李村，石纵约0.82米，横约2.79米。工匠采用弧面浅浮雕技法，让画面在光影下产生近乎戏剧的动感。而这一切叙事的核心与灵魂，正是姿态各异的战马。

胡汉战争画像石拓片

　　画面分上下两层，情节如连环画般展开。上层，溃败与追逃正在上演：四匹战马驮载骑吏向山间逃窜，一骑吏失足坠马，惊恐之态惟妙惟肖，应为被俘胡人。战马身后紧随三名步卒，右侧两骑吏立马待命，队列末端以五名步卒收束。下层凸显战事胶着：左侧两骑吏乘马格斗，战马交错、前蹄蹬地，尽显骁勇；右侧三马牵引辎车，旁有一马驾辕轺车随行，构成后勤队列；轺车之后，两骑吏策马殿后，仿佛这场流动戏剧的压轴注脚。

　　这里的马不仅是坐骑，更是情绪的载体、战术的节点。整幅石刻以马为脉，连缀起格斗、奔逃、行军之景。其线条凝练而意气纵横，无疑是研究古代战争与民族关系的无价瑰宝。

　　如果说东汉石刻中的马是“力”的化身，那么另一件出自西汉的伯乐相马泗水取鼎建筑人物画像石，则集中体现了马所承载的“智”与“道”。该画像石出土于邹城市郭里镇卧虎山，石体纵0.84米、横2.79米，采用阴线刻技法，以左、中、右三格布局分述不同故事。

　　左格刻双阙，阙上立双鹤，阙下有骑士执戟而出，两侧卫士躬身。右格上层为四坡顶建筑，栖鸟对语；下层为泗水取鼎图，绘众人取鼎、龙跃鼎倾的生动场面。中格为画面核心：上层是车马出行图，下层即为“伯乐相马”主题。骏马居于正中，身姿健壮挺拔，双耳直竖、头戴璎珞，昂首挺胸、目光如炬。左侧伯乐头戴进贤冠、身形微躬，一手持节、一手握缰，气度沉稳；相马人九方皋则俯身探视马口，闭目凝神，专注于辨识马的内在品性。骏马后方有二侍者执杖抚剑，衬托此马之珍贵。上层车马出行与下层相马情景相互呼应，共同凸显了马在汉代社会与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伯乐相马的故事载于《楚辞》《庄子》《列子》等典籍。将这一场景刻于墓室，既是对典籍文化的尊崇，也寄托了时人祈愿——愿墓主在往生之后，仍有神骏为伴，驰骋仙域。

　　这两幅画像石，一武一文，一动一静，皆以马为魂。战马见证烽烟，骏马承载典故，共同镌刻下汉代深沉而辽阔的马文化记忆。石虽无语，马却长嘶，透过斑驳石刻，我们仍可听见历史深处传来的蹄声与嘶鸣。（记者 张依盟 通讯员 李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