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下旬，“齐风谐韵——齐文化文物精品展”在淄博市博物馆启幕。此次展览由“文明曙光 多源同流”“齐风泱泱 雄霸东方”“秦风汉韵 山河一统”三个部分组成，汇集淄博各地的180件（套）珍贵文物，其中包括28件（套）国家一级文物。

　　海岱之间，淄水之畔。从后李文化的粗陶、龙山文化的黑陶，到商周青铜器、战国编钟石磬、汉代金鐏铜戈，每一件文物都镌刻着先民的足迹，每一道纹路都藏着时代的密码。当我们驻足展柜前，看到的不只是器物本身，更是一个东方方国从萌芽到鼎盛、从独立到融合的完整生命史，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在海岱地区的生动注脚。

　　多源同流，奠定齐文化底色

　　展览第一部分“文明曙光 多源同流”，将时光回溯至数千年前的海岱地区史前时期。后李文化的陶器带着原始质朴，龙山文化的黑陶薄如蛋壳、黑亮如漆，岳石文化的卜骨刻着符号，商代青铜器带着中原与东夷交融的印记。至西周初年，姜太公封于营丘，“因其俗，简其礼”，将周礼精髓与东夷本土传统嫁接，齐文化的底色，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悄然奠定。

　　参展的龙山文化黑陶礼器，是这一阶段具有标志性的重器。这套礼器出土于桓台前埠遗址，现藏于桓台博物馆，包含盘、杯、豆、尊、鼎等10件器物，是目前国内发现时代最早、数量最多的成套礼器。龙山时代正值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关键期，氏族公有制逐步瓦解，家庭私有制兴起，礼制成为维系等级秩序、彰显贵族特权的制度。蛋壳陶等陶器精美而脆弱，并非日常用器，而是贵族阶层祭祀、宴飨、朝聘的专属礼器，是身份与权力的物化象征。这套黑陶礼器规整成套、工艺精湛，不仅印证了桓台一带，在龙山时代已是海岱地区重要的文化中心，更直观呈现了我国早期礼制从萌芽到成熟的过程，是“礼运东方”的有力物证。

　　桓台史家遗址出土的岳石文化卜骨，则带着神秘的占卜气息。两件卜骨均以羊肩胛骨制成，保留骨骼原貌、未经刻意修整，是典型的早期卜骨形态。骨面可见灼痕与人工刻画的文字、符号，虽因残断无法完整释读，但足以说明，早在夏商之际，海岱地区的东夷先民已形成成熟的占卜习俗与文字符号系统，与中原商文化相互呼应又自成体系，是东夷先民精神信仰与文化智慧的直接遗存。

　　沂源博物馆藏的商代嵌绿松石铜弓形器，则是商代东夷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作为车马器，这件弓形器造型奇特，整体呈对称弓状，弓背中部饰凸棱纹、嵌绿松石，两弓臂的臂端装饰有镂孔瓣状銮铃，内置卵石，摇动时可发声。器身几何纹样规整，绿松石镶嵌细密，铸造工艺精巧绝伦。商代晚期，商文化持续东渐，青铜礼器、车马器逐步传入海岱地区，与东夷本土的审美、工艺融合，这件弓形器正是商式技术与东夷审美结合的典范，勾勒出商、夷之间复杂的地缘文化图景。

　　沂源西鱼台遗址出土的西周铜壶，则展示了姜太公封齐后，周文化与东夷文化深度融合的面貌。这是一件带盖圆壶，器身瘦长，肩部两侧设贯耳，盖为半球形、带圆形捉纽；器身肩部饰窃曲纹，圈足与盖部饰“S”形变体夔龙纹，纹饰兼具周式规范与东夷灵动。最令人惊叹的是，出土时壶内仍留存2900年前的古酒，经科学检测，酒液中含有黍米成分。这是中国早期酿酒技术的珍贵实物，印证了周初齐地农业、手工业的成熟水平。

　　这一阶段的文物，串联起齐文化从多元源头到初步定型的完整脉络。这些看似沉默的器物，诉说着一种地域文化如何在碰撞中成长、在融合中新生的故事。

　　齐风泱泱，尽显东方雄邦气象

　　展览第二部分“齐风泱泱 雄霸东方”，历史的卷轴翻至春秋战国时期，齐地迎来辉煌的巅峰。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首霸；威宣之际，齐国国力鼎盛，稷下学宫会聚天下诸子，百家争鸣、思想激荡；“齐法化”刀币流通四海，商业繁荣冠绝诸侯；青铜礼器、兵器、乐器、酒器工艺登峰造极，礼乐文明与尚武精神、商业智慧与思想创新交相辉映，共同铸就“泱泱乎大国之风”的齐文化气象。

　　临淄商王墓地出土的战国汲酒器，是齐国科技与工艺的代表之作。这件荷蕾形铜汲酒器，以竹节状长柄连接器身，巧妙利用大气压强原理实现汲酒、注酒，技术领先世界。器身纹饰精细，竹节排列规整，铸造与设计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不尚空谈、重视技术、追求实用，正是齐国在列国竞争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密码。

　　在汲酒器不远处，两件造型精巧的战国时期青铜灯并排陈列，分别是铜鸟柄灯与铜雁足灯。它们均为国家一级文物，出土于临淄商王村战国墓，现藏于淄博市博物馆。铜鸟柄灯的浅盘中央有一个锥形灯柱，盘底一侧伸出一个圆柄，柄上铸有一只小鸟。小鸟低首引颈，口衔盘沿，两翅并拢，尾部上翘并呈扇形散开，造型灵动、神形兼备，美观又便于用手把持。鸟足用铜销固定于柄上，小鸟全身刻画有纤细的羽毛，细节处理极为精致，尽显齐人高超的青铜铸造技艺。

　　铜雁足灯则以雁足为柄，雁足三趾向前、一趾向后，稳稳立于梯形底座之上，膝部和足蹼刻画细致逼真，仿佛一只蓄势待发的大雁，造型庄重而不失灵动。底座上刻有四字铭文，据专家考证，应为墓主的身份标识，说明这件铜雁足灯是战国时期一位齐国贵族夫人的生前用器，具有极高艺术价值，为研究战国时期齐国的贵族制度与文字演变，提供了实物资料。

　　展厅中，一组战国编钟与石磬，更是齐国礼乐文化的极致体现。两组编钟均为合范铸成，可见清晰合范痕迹，大小相次、形制统一。钮、篆、枚间饰三角云纹、卷云纹，舞、钲、鼓部饰变体凤鸟纹，羽尾勾卷、线条繁复，钟腔内壁亦模印同款纹饰，内外如一、精细入微，秀出青铜铸造实力。与之配套的石磬，以青白色石灰石制成，出土时分两组排列，东侧10枚、西侧9枚，每枚均有两条天然石纹。经检测，每组石磬均取自同一块石料、按序加工，确保音律精准、音色统一。时至今日，敲击这些石磬，仍能发出清亮悦耳、音律分明的声响。它们并非陪葬明器，而是墓主人生前实际使用的礼乐重器，曾见证齐国贵族“钟鸣鼎食”的奢华生活，印证了齐国作为东方礼乐大国的地位。

　　这一阶段的文物，是齐国国力、文化、科技全面领先的实物证明。齐文化的“变革”，体现为管仲改革、顺应时势；“开放”，体现为通商天下、会聚诸子；“务实”，体现为重视技术、富民强国；“包容”，体现为兼收并蓄、海纳百川。

铜雁足灯

　　海内一统，融入中华文明洪流

　　展览第三部分“秦风汉韵 山河一统”，将历史推进到秦汉大一统时代。秦灭六国、海内一统，汉承秦制、气象恢弘。齐地不再是独立王国，但齐文化并未就此消亡。

　　临淄大武汉墓出土的西汉金鐏铜戈，是汉代仪仗与礼制的实物见证。鐏，是戈、矛等长兵器木秘下端的金属护套，用于保护木秘、防止腐坏。这件铜戈所配金鐏，以420克纯金与铜复合制成，器身饰四道凸弦纹与卷云纹，线条流畅、工艺精美。黄金珍稀且质地偏软，不适用于实战兵器，因此这件金鐏铜戈绝非实用兵器，而是汉代贵族出行、祭祀时使用的仪仗礼器。据木秘残迹推算，原戈、秘、鐏总长1.86米，尽显威仪。它的存在，证明齐地的青铜工艺、金银细工在汉代依然领先，齐地的礼乐传统，已被纳入大一统帝国的礼制体系。

　　临淄大武汉墓出土的西汉铜骰子，则从日常娱乐的角度，展现汉代齐地的文化繁荣。这件铜骰子直径4.9厘米，为双空心球结构，内置小铜块，共十八个面。其中十六面错银篆隶结合的“一”至“十六”数字，相对两面错“骄”“妻畏”字样，球面还镂空八个三叉形孔。骰子是中国传统博戏“六博”的核心器具，汉代博戏分大博、小博，有投箸、投焭之分，这件铜骰子即属投焭类。它的出土，说明了汉代齐地娱乐文化的丰富，从侧面反映出当时齐地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生活多姿多彩。

　　这是一场华丽的转身。齐地的冶铁技术推动汉代铁器普及，纺织技术成就“齐纨鲁缟”的美名，农耕经验助力全国农业发展；稷下诸子的思想，被董仲舒等学者吸收融合，成为汉代官方哲学的重要源头；齐地的工艺、审美、习俗，渗透到汉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当我们凝视这些古朴典雅的陶器、锈迹斑驳的青铜器时，我们看到的，是在一片名为“齐”的土地上，一代代先民走过的足迹、创造的文明、沉淀的智慧；我们看到的，是这片土地从区域方国到东方雄邦，最终融入中华文明长河的壮阔历程。（记者 张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