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梦馨 朱子钰 本报通讯员 胡玉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的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我们应当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

　　近日，在山东大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系列专题学术讲座上，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朝明，围绕上述主题作出讲解。

　　中国作为一个国家，

　　实质上所承载的是一种文明

　　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乃是以国家的形式承载了一个伟大的文明，中国首先是一个文明的存在。英国汉学家马丁雅克说，西方曾经也产生了很多大帝国、强国，他们纵横世界，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但这些强大帝国在衰弱后基本上都灰飞烟灭，后世很难再有崛起的可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代东方几千年出现的几乎所有强大帝国都来自中国。他解释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实质上所承载的是一种文明!

　　中华文明以孔子为中心，孔子继往开来，在中华文明发展中地位特殊。钱穆先生说：“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孔子虽然生活在两千五百年以前，但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总结继承了他以前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影响到了后世。

　　考古学家发现龙山时代就有了礼制。夏、商、周三代递相损益，形成了“郁郁乎文哉”的周代礼乐文明。西周初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儒家常说的“文武之政”“周公之训”“成康之治”即在这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值得大书特书。尤其周公，他被历史学家称为“孔子以前”“黄帝以后”的最重要人物。他不仅帮助文王、武王取得了天下，更重要的是辅佐成王巩固了天下，他“经天纬地、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华礼乐文明的基础。周公由此也成为彪炳史册的伟大人物，被后世尊为“元圣”。孔子崇拜周公，甚至常常“梦见周公”，周代文化已经走出对于天命、鬼神的膜拜，这是一种人文理念高度升腾的文化。在“礼坏乐崩”的情势下，孔子“从周”“宪章文武”，思考礼乐制度何以得到更好遵守的问题，形成了孔子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

　　中国文化连绵不断，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征，与它的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密切相连、高度统一。中国文明被称为儒家文明，它具有显著的不断创新、和谐统一的特性。儒学是中华文明之树的主干，在不同的时期也吸收了不同文明养分。惟其如此，在历史不断发展中，这棵大树才历经风雨，在不同时期也都绽放出艳丽的花朵，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儒学是关于“人”的学问

　　在“礼坏乐崩”的情势下，孔子研究周公怎样制礼作乐、礼乐大厦何以崩塌、怎样建设才能使大厦根基牢固。于是，以此为起点，孔子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例如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人是最为关键、最为根本因素。

　　儒学就是关于“人”的学问，儒学研究人性与人的价值。孔子从人的本质属性出发，思考“人之所以为人者”“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认为人需要追求更高的层次和境界，因而要正心诚意，学以成人，止于至善。

　　孔子崇尚先王，主张以先王之道培养大人君子，唤醒人心，明心见性，以明德引领风尚。对于自己的主张，孔子充满了自信，在他看来，礼制和礼仪都表达着礼义。人们认知礼义，把握礼的精神实质，就能人心和顺，社会和谐，就能长治久安，这是虽历百世而不会变的道理。

　　思维的深度决定了认知的宽度。儒家学说是“道术”而不是“方术”，因而能像庄子所说“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孔子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他为政仅仅一年，就成为各地诸侯学习的样板。国君希望用他的办法治理鲁国，孔子则认为治理天下都适用。孔子弟子请教十代以后如何治世是否可知，孔子回答“虽百世可知矣”。孔子认为“周鉴于二代”，继承了夏商，走出了尊命、尊神的迷茫，这是一种人文文化。礼的形式不断损益，但礼的实质不会变化。

　　有人向孔子请教怎样做才能处处通达，孔子以六字相告：言忠信，行笃敬。在孔子看来，真正做到这六个字，“虽蛮貊之邦行矣”。孔子之道一以贯之，这就是人与人相处的忠恕原则。他认为，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抓住了正己修身的关键。人欲明礼，就要有一种修身的自觉，就要有处理好“人心”与“道心”“人情”与“人义”“天理”与“人欲”关系的能力，这一切其实都在于德性的觉知。

　　“儒者之学”是社会管理之学，也是人心教化之学。社会要和谐，人心要和顺，就必须修己以安人。在孔子儒学的体系中，世间的人们人格都是平等的，人们都处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不同，但都应该各正其名、各尽其力、各安其分。不过，儒学培养的是社会责任的担当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儒家之学，学以成人，进而成大人、成君子、成圣成贤。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

　　是孔子的社会理想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这是孔子的社会理想，也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乃至今日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政治追求。所谓“背私为公”，“公”指人们的公共意识、公德意识。天下为公，是提倡人们都修为自己的公德心，人们应休戚与共，协同一致，有明确的“社会性”意识。提倡人们扶危济困、互相关心，而不是各行其是、自私自利，更不是损人害人、弱肉强食。

　　战争起源于人的思想，必须在人心中筑起捍卫和平的屏障。就像万里长城象征着防御、防守而不是攻击、侵略，中华民族向来以礼御心、以礼节和，文化基因是追求正义，谦和礼让，爱好和平。中华民族深沉的共同体意识，使各民族之间相互融合、携手前行。各民族和而不同、崇尚一统，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向心力来自共同遵循的“道”，“道”就是王道，就是尊王攘夷;凝聚力来自人之内心深处的“统”，“统”就是正统，就是崇尚一统于先进文化。

　　中国早在《尚书·尧典》中就有“协和万邦”的理念，早期典籍中“天下”“万方”“四海”等提法层出不穷，这源于中华文明中的天下观、世界观、整体观、系统论，源于中国文化的开放大度、和谐包容、智慧持中、踏实稳重。文明的形成都会思考人的发展，都会从人自身出发。虽然出发点一样，最终方向却未必一致。中国先民认知世界，以天地为师，着眼古往今来，关注四方上下，对于爱与正义，中国人的信奉很早就全然而且彻底。

　　中国文化以孝悌为根本，最基本的文化特点就是仁爱精神与敬畏观念。中国哲学可视为“家”的哲学，以家为本位，由孝与悌而培养爱与敬，把孝悌看成“人之本”，把爱与敬看成“政之本”。每一个人都是由家庭走向社会，于是中国思想打通家庭伦理与社会、政治伦理，把父母对子女的自然情感进行社会化应用与理解，产生了家国一体观念。只有这样，才能涵摄去取，中和位育;才能推己及人，和睦和顺。它建立了中国文化的理想，指示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中国对于家庭与家族的重视，在文化的基本点上就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划清了界限，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如美国学者休斯敦·史密斯《世界宗教》所说：当一个人的深入关注中心从自身转向家庭的时候，他便超越了自私自利的心理。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化就已经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划清了界限。他又说：当关注中心从家庭移向社会时，便超越了裙带关系;当从社会移向国家时，便超越了狭隘的地方主义;当移向全人类时，则同民族沙文主义针锋相对。所以，我们一定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当一个民族能思考人类共同的命运的时候，也就选择了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最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