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姿一变，笔法千年，从执笔实验看隶楷之变——

低坐悬空时，小朋友们多采用三指执笔。

《张迁碑》，东汉，隶书成熟期作品

颜真卿楷书《多宝塔碑》

柳公权《玄秘塔碑》（局部拓片）

柳公权《神策军碑》（局部）

　　7月底，在山东博兴的两所幼儿园内，一场“去引导化”的科学实验悄然展开。90名学龄前儿童，在无任何执毛笔经验的前提下，先后以“低坐姿悬空执笔”和“高坐姿依托执笔”两种状态自由书写。这场实验的成果，于9月6日在“山东金石艺术大讲堂”上首次公布，引发学界广泛关注。

　　山东金石学会会长赖非、博兴县书协培训部主任孙长军联袂合作，以《谈隶书向楷书转化的关键因素》为题，从一场儿童实验出发，叩问一个千年命题：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隶书悄然演变为楷书？

　　童手执笔，自然为法

　　孙长军首先介绍了实验设计。为确保“真实性”与“客观性”，教师们对孩子们的执笔方式不做任何干预，仅提出两项基本书写要求：一是“中锋用笔”——毛笔需与书写面基本垂直；二是“护锋控压”——用锋不超过笔肚，笔尖不歪倒、不开叉、不炸毛。

　　对毫无书写经验的孩子而言，这些术语过于抽象。于是，老师们将其转化为童趣语言：

　　“想象毛笔是一棵小树苗，要站得直直的，不能歪倒。立正站好，写出来的线条才会像滑滑梯一样流畅！”

　　“毛笔尖尖要像小猫咪的胡子一样整齐！蘸墨后，记得用砚台边轻轻‘舔一舔’，像给小猫梳胡子。写字时别让笔尖‘躺倒’或‘开叉’，乱了就再舔一舔，帮它整理好发型！”

　　“毛笔也有‘小肚子’，就在笔头中间。压笔要像按小弹簧——压下去，弹起来，但千万别压过‘小肚子’！压太重，笔头会炸毛，字就不漂亮啦！”

　　实验结果显示——

　　低坐悬空执笔时：87人采用三指（单钩）法，3人采用四指（双钩）法；

　　高坐依托执笔时：75人仍用三指法，15人转为四指法。

　　“自然状态下，孩子们执笔数量最多的方式应当为最正确、最自然的执笔方式。正确的执笔方式不是书法家教给我们的，而是人们根据身体的生理结构和外部环境，所采取的一种自然的握笔方式。”孙长军说。

　　实验中另外一个关键发现是：同一批孩子，仅因坐姿从“低坐悬空”改为“高坐依托”，执笔方式就发生明显迁移——三指法仍为主流，但四指法比例上升。这表明，外部环境，如家具、坐姿的改变，会直接影响书写行为。

　　这一现象，竟与中国书法史的演进轨迹惊人吻合。赖非指出，书法史是由众多书法人物、作品、事件、现象汇成的历史长河。对书法史的演化来讲，由陶文、大篆、小篆、隶书、魏书到楷书，这种变化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过程的完成不是上天的安排，也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意念，而是靠书法、书写自身的规律来实现的。

　　赖非说，尽管书写者是书法作品的生产者，是书法历史的创造者，但主体在其中并不是书法演变规律的控制者、主宰者。书法史有其自身的运动机制。过去，人们谈书写工具对书法风格的影响，大多只涉及“文房四宝”引起的书法变化，对家具与汉字字体及书法风格之间的关系，则从未认识到，更没有发现家具对书写的制约与影响，及由家具变革引起的汉字字体的改变。事实上，这种作用不仅自始至终存在着，有时甚至还具有一定的决定性。

　　笔法之变，坐姿不可忽略

　　书写家具是怎样影响和制约汉字书法发展演变的呢？这要从汉字字体与书写技法的关系谈起。

　　汉字字体与书写技法的关系极为密切，不同的用笔方法，可以写出不同特征的笔画形态，并且还能以这一笔画形态的特征为典型标志形成一种新字体。

　　赖非指出，每一种字体都有自己的典型笔画形态特征做标志。例如，挺直的笔画是甲骨文的标志，圆转的笔画是篆书的标志，波挑的笔画是隶书的标志，提按的笔画是楷书的标志。标志不同，字体就不同，字体的区别很大程度体现在标志上。

　　作为标志的典型笔画形态特征，是用特定的笔法写出的。比如，隶书是用绞转笔法写成的，即用毛笔在书写面上弧线摆动，但并没有提按的笔法，它使毛笔运行的空间由“一维”增加到“二维”；楷书的提按笔画则是毛笔在书写面有了上下垂直的动作，即提按笔法，这使毛笔运行的空间由“二维”增加到“三维”。

　　那么，是什么因素在制约着人们的书写方法呢？回答是书写姿势。不同的书写姿势往往会产生不同的执笔法、运笔法，产生不同的用力方向、角度和速度。

　　采用什么样的姿势来进行书写，与书写材料有关，比如甲骨片、铸铜陶范、竹简、帛、纸等；与书写家具也有关，特别是跟组合的书写家具，如几与榻或桌与椅的关系更大。由于书写大都在几与榻、桌与椅上完成，组合的书写家具便决定了书者经常而习惯地采用某一种书写姿势，这一种书写姿势又直接制约着书写是用摆动的方法、绞转的方法，还是提按的方法。所以，必须研究书写家具，特别是成组的家具。

　　赖非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相当发达，家具发展却很缓慢。一直到汉代，人们还是席地而坐，家具陈设也一如此前那样简易。汉代人的书写一般是坐在几案前完成的，但也有时候不用几案。当时书写的具体姿势与动作是什么样子，古代典籍中缺少相关的记载与描述。

　　赖非援引考古发现佐证。

　　上世纪50年代，河北望都汉墓壁画中，“主记史”与“主簿”对坐于榻上，主簿左手执牍，右手悬笔，砚墨置于地面——无案可凭，双臂悬空。

　　上世纪60年代长沙出土的西晋永宁二年（302年）青釉瓷俑，亦显示书吏跪坐前倾，左手执简，右手执笔，几案仅作置物之用——非书写支撑。

　　这两件文物说明，至少到晋代，中原地区的人书写简牍时的姿势，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如现代人书写的架势那样，把简牍平放在几案上，躬下身去，左手按简，右手握笔，伏案而书。他们的几案仅仅是用来放置简牍和其他文具的。而且，有几则放，无几便放在地上，并不拘什么形式。

　　高桌高椅，催生楷书革命

　　“汉代有很多简牍都是戍边的军中文士们书写的。边塞屯兵的军营条件相当艰苦，帐中哪有那么多专门的器具摆设？所以，有几案也好，无几案也好，人们的书写照样按照左手执简、右手握笔的悬空姿势进行。”赖非说，即便有几案，书者跪坐在几案前，也只是身略前倾，但不会伏在几案上。

　　这种一手执简、一手执笔的坐姿，毛笔在简上的书写动作只能是摆动的，或者是上下摆动，或者是左右摆动，但极少出现提按动作。因为提按书写的用力方向是垂直于书写面的，用两只悬空的手来做这一动作，就好像左手悬空执木板，右手悬空执铁锤，往木板上砸钉子一样，不仅用不上力，更难的是准确把握用力分寸。

　　到魏晋时期，隶书时代行将结束。随着西域文化进入中原，席地而坐的起居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代之而起的是更加方便的高桌高座起居方式。从与西域交流的历史和路线，以及敦煌壁画资料来看，椅子及高坐垂足的习俗首先在西陲边疆一带流行。十六国时期的新疆、甘肃一带，桌子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事实。从中国家具发展史上来说，那里比内地更早地进入了家具变革的时代。对研究中国传统起居习俗的变革而言，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人们有了桌子、凳子，后来又有了大一点的纸，书写就可以把纸或简放在桌、案上，再不用像从前那样一手执简、一手执笔进行书写了。在桌（案）子上的书写，因人的生理作用，毛笔自然会被竖起来。由于毛笔是软的，运动时不可能控制在一个平面上，于是提按的动作便自然而然地出现。

　　“不要小看这一动作，它产生的笔法正是提按笔法，而提按笔法则是楷书的特征性笔法。提按笔法经常地出现，摆动的笔法就越来越少。摆动的笔法越来越少，横向的线条便越来越短。结果，隶书的横向结体也变成了方形结体，楷书就这样形成了。它宣告着隶书时代的结束。”赖非说。

　　唐代的纸幅面还比较小，而且书写格式仍然还沿袭着传统的卷的形式。所以尽管当时流行的书桌幅面不宽，一般性书写也足够用了。唐代文化发达，文字的使用率极高，在印刷术还没有发明之前，大量的佛经和儒家经典的流传全靠抄写，又来不得半点马虎，可以说这是一项极其繁重的任务。

　　这时，书写者若像以前那样悬臂悬腕肯定是不行了，长时间地抄写迫使他们把臂肘放在桌子上，而桌椅的增高，又为这种书写姿势提供了可能。于是，楷书的笔画与结体才能进入精雕细琢的程序，以提按笔法为标志的典型笔画形态特征才会更加突出、鲜明，所以才会出现楷书书法的登峰造极。

　　颜筋柳骨，由此而生。（记者 卢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