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畹1907年拍摄的武梁祠两座石阙

爱德华·沙畹

　　初识武梁祠：1891年的山东之行

　　1891年春，26岁的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站在嘉祥县紫云山脚下，眼前是一座历经千年风雨的汉代石祠——武梁祠。这是他第一次实地考察这座在中国金石学界久负盛名的汉代祠堂。
　　宋代文豪欧阳修曾收藏了一张武梁祠出土的武班碑铭拓片，1064年5月8日，他特为这张拓片撰写了一篇短文，感叹碑铭字画残泐，推断此碑立于建和元年（公元147年）。
　　宋代金石学家、藏书家赵明诚也致力于武梁祠研究，是最先提到武氏家族石祠的金石学家。他解读武班碑铭，凭借这些文字描述，大致了解了武班的一生。除此之外，他还把石阙铭文辨认出来，并将铭文全部抄录下来。赵明诚注意到武氏家族在任城一带有好几座墓冢。他收藏有武开明碑铭拓片，也正因如此，后人才能看到武开明碑铭的片段。
　　沙畹身着长衫，手持毛笔与拓纸，与助手一同测量、绘图、拓印。他对石刻上的画像与铭文如数家珍，一边记录，一边与当地碑贾攀谈，试图还原这些石刻的原貌与流传脉络。
　　沙畹为何如此痴迷武梁祠？这要从他与中华文化的渊源谈起。
　　沙畹生于1865年，1918年去世，活了五十三岁。他祖籍是法国和瑞士交界的上萨瓦地区。沙畹的爷爷因信仰问题被迫迁居到瑞士，沙畹实际上从小是在瑞士长大的。他的母亲大概在他出生一个月后就去世了，父亲再婚，之后又生了八个子女。
　　沙畹中学时回到了法国，他父亲后来在里昂做工程师，他就在里昂读了初中、高中，后考入法国文科的顶尖学校——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他在巴黎高师学的是哲学，当时的校长很快就注意到沙畹的才华，他认为那个时候整个研究方向在向东方转移，就建议沙畹去学点儿东方的语言，所以沙畹当时就在东方语言学校学习中文，同时在法兰西公学院旁听德里文侯爵讲的汉学讲座。
　　沙畹学汉字的入门工具书，不是当时国内较流行的《说文解字》，而是便于在西方拼音文字语境中学习汉语的明代分韵类书《五车韵瑞》。沙畹从小学入手的研究方法，明显受乾嘉学派影响，但沙畹更进一步，把所利用素材范围拓展到满、蒙、藏等少数民族语文。
　　沙畹大学毕业的论文是研究康德自然哲学，而且他非常希望进一步研究中国哲学，他去东方语言学校咨询老师考迪。考迪回复说，经学研究已经有人了，而且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你还不如去看看历史，中国历史现在还是个薄弱环节。沙畹记在心里，但还是有些许犹豫。
　　从文献到田野：翻译《史记》与实地印证
　　1889年，沙畹大学毕业以后，因为他学了一点儿中文，经过老校长的举荐，在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得到了一个随员的差事。所谓随员就是没有固定的工作，当翻译，整理一些资料，这为他阅读创造了大量的时间。1889年7月12日沙畹到达北京。一到就给考迪写信，说起初对自己的工作有些犹豫，看了《礼记》，但是翻译这本书的难度太大，只好放弃；退而研究司马迁，就是觉得稍微容易一点儿，打算先翻译这本著作的第一部分，从神农直到汉朝，也就是本纪。接触司马迁后，他便入迷了，翻译的第一篇是《封禅书》。他在北京的四年已经完成《史记》翻译的第一稿，而且在1890年发表了《封禅书》的第一个译本，是单行本。
　　1891年沙畹曾前往泰山考察，以印证《史记·封禅书》的记载。此行还促成了他对泰山祭祀活动和民间信仰的通盘研究，最后写成了《泰山：中国的一种祭祀志稿》一书；同时他在泰安碑贾手中买到武梁祠、孝堂山、刘家村的画像石和碑刻，构成了他另一本书的主要素材，即《中国两汉石刻》。
　　在沙畹藏书中，有“狮城”“博士”“中文教习”“沙畹”“滋兰”等印章。当外国汉学家对中国文化从理解变成痴迷时，就开始像中国文化人那样读书。沙畹的名字章藏着不少研究线索。沙畹是音译，为什么用田字旁的“畹”？沙畹藏书里“滋兰”印章可以给出注解。
　　“滋兰”出自《楚辞·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这句话在中国文化语境里，经常被用作赞扬老师培养了很多好学生。沙畹在巴黎的主要工作是中文教师、汉学教授，因此他用‘滋兰’‘沙畹’来表达这个意思。”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陈正宏说。
　　沙畹从《史记》入手时，越发感觉理解这部“史家之绝唱”，不能仅靠书斋中的训诂与校勘，还需走进汉代遗迹，用实物印证文字。
　　此时，武梁祠便进入他的视野。武梁祠汉画像石可以说是后世梳理文化脉络，勘正经史的重要线索。武梁祠保存着汉画像题材中唯一的一幅远古帝王图，十一位古代君王，伏羲、女娲、祝融、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和夏桀，按照时间顺序依次亮相，上古帝王款款而来。人类始祖伏羲、女娲手持规矩，创立了世间法则，给予文明以尺度。祝融教会人类使用火，自此人类吃上熟食。神农遍尝百草，教会人类耕作。黄帝“多所改作，造兵井田，垂衣裳，立宫宅”，从某种意义上说，自此人类进入了文明时代。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舜“耕于历山，外养三年”。图像配以简洁的榜题文字和寥寥几幅画面，便囊括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整幅画像，就是《史记·五帝本纪》的缩写版，与《史记》图文互证。
　　由此，沙畹自发走向武梁祠。他将画像石上的铭文与史书对照，试图还原汉代祭祀制度与思想观念。他注意到，武梁祠的铭文不仅记载了墓主生平，还包含大量典章制度与儒家伦理，是研究汉代社会结构的重要材料。
　　重访武梁祠：追随司马迁的学术传统
　　1907年7月，沙畹再次踏上嘉祥县的土地，重访武梁祠。此时，他已是一位享誉欧洲的汉学大家，但面对石刻，仍如初见般虔诚。
　　“7月5日下午和7月6日上午，我又把在十六年前看过的武梁祠石刻画仔细研究了一遍，不过7月5日那天，天公不作美，上午一直在下雨，而且雨下得特别大，但我还是对两座石阙做了完整的拓片，在文物市场上看到的拓片仅展现石阙的一面。此外，在西阙前不远处，我看到一块画像石上三面都镌刻着图像，于是便把图像拓制了下来。”沙畹如此记录。
　　由于前次考察条件所限，沙畹仅能依靠手绘示意图记录图像。此次，他带来了便携式照相设备，决定用科学图像完整再现武梁祠的原貌。
　　除了留下珍贵的影像，沙畹还拓下武梁祠大部分的画像石，并进行了细致的解读。如在河伯出行图中，他写道：“在此我们似乎来到了水的王国。在两条大鱼拉的车里端坐着一个大人物，他手里拿着一个‘符’，身后是御者；一人站在车后，另一人跪在车前，两人手里都捧着笏板。在这几个人物四周，各式各样的水生动物排成队列，朝一个方向游动，其中有青蛙、乌龟、水鼠、鱼等，这些水生动物拿着长矛、戟、利剑和盾；还有人骑在鱼背上，另有一些奇怪的生物，长着鱼身青蛙头或鱼身人面；还有四爪龙、带翅蛇尾小精灵；左边涌出一股股巨大的浪潮，一群群鱼在游动。”
　　接着，沙畹给出自己的结论：坐在车里的神话人物就是家喻户晓的黄河水神河伯。刘向在《说苑》里这样写道：“夫河伯以水为国，以鱼鳖为民。”
　　沙畹不仅关注图像本身，还详细记录石刻所处环境、建筑结构与流传过程。他特别指出，武梁祠虽已毁，但石阙仍立于墓地神道入口，是研究汉代墓葬制度与空间布局的重要依据。
　　1909年，沙畹将考察所得照片整理成书，其中武梁祠图像占据重要篇幅。他指出，武梁祠画像石不仅具有艺术价值，更是研究汉代宗教、政治与社会思想的重要资料。他特别强调，这些石刻所展现的神话与历史场景，是中国艺术最古老的纪念碑之一，与亚述浮雕风格有密切联系。
　　沙畹继承了他所景仰的司马迁所“践行”的学术传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把实地的田野考察和书房里的潜心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研究的过程中，同时实地进行调查。与同时代中国金石学家“访碑录式”专注于文本收集的方式不同，沙畹的实地调查依托于现代学术的考古学方法，不仅对碑刻本身做详细的测量和记录，同时对碑刻或古物所在的祠堂、墓地、周边环境等做仔细的考察和分析。再加上西方的照相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沙畹的《华北考古记》最终成为划时代的学术丰碑，他本人也由此成为汉学研究的一代大师。
　　沙畹用脚步丈量中国大地，用镜头记录汉代遗迹，用译笔沟通中西文明。他不是文化的旁观者，而是真正的参与者。他与武梁祠的缘分，不仅是一段学术旅程的见证，更是一种文化精神的传承。正所谓，西儒观武梁，汉画复东来。（记者 卢昱 实习生 杨海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