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第四次文物普查中，位于泰安肥城的陶南山馆作为重要新发现悄然进入大众视野。这座曾隐匿于乡野的院落，是清末著名的私人藏书楼——海源阁在肥城的藏书地。它是清末藏书世家躲避战火为典籍寻觅的栖身之处，更承载着中国古籍文化的薪火相传，成为跨越百年的文化见证者。

　　乱世筑馆：

　　为古籍寻一处安身地

　　陶南山馆的诞生，始终与“守护”二字紧密相连。清咸丰四年，太平天国运动的烽火逼近聊城，海源阁第二代主人杨绍和望着家中珍藏的万卷古籍，焦灼万分。彼时，作为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的海源阁，已汇聚无数宋元珍本，若遭战火侵袭，将是中华文化难以估量的损失。

　　“事危矣，子父子谊应徇（殉）国。然明德达人，不可无后……子盍奉母挈子往居之，而后驰纾父难也可。”岳父傅秋屏的一句话点醒了他。杨绍和随即把目光投向聊城百里之外的肥城——这里地处陶山之南，“境僻而山匝，土沃而民纯”，恰如乱世中的世外桃源。于是，在肥城西南的“华跗庄”（今王庄镇花园村），陶南山馆应运而生。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海源阁藏书研究专家丁延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杨氏信奉“大乱居乡，小乱居城”的观点，长久保存自己辛苦收藏的典籍，陶南山馆这座以方位命名的院落，从一开始就肩负双重使命：既是杨氏族人躲避战乱的居所，更是古籍的“避难所”。

　　海源阁最后一位主人杨敬夫曾回忆，家族遵循“书分两份”的祖训，聊城故居仅藏四成，其余六成珍贵典籍皆存于陶南山馆，由此可见，陶南山馆当时的藏书量比海源阁还多。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这座别院成了古籍最安全的港湾。

　　匠心独运：

　　藏于建筑的文化密码

　　踏入陶南山馆，仿佛能触摸到百年前匠人的巧思。肥城市文保中心文物保护科科长孙健曾多次实地勘察，她眼中的陶南山馆，是北方庭院建筑的精致范本。

　　原占地78亩的五进院落，如今虽只剩28亩，却仍能窥见当年的恢宏。拱形大门平顶上曾有的垛口，暗合防御功能；二进院“归瓻斋”的柱础上，一只蝙蝠口衔双桃的浮雕栩栩如生，“蝠”与“福”谐音，暗藏“福寿双全”的祈愿。再往后的厚遗堂更显深意，四根檐柱柱础上“长毋相忘、福禄未央、富贵无极、宜尔子孙”的刻字，是主人对家族延续、繁荣昌盛的祈愿。陶南山馆三至五进院均为四合院布局，每一进院落都设有东西厢房，四进、五进院落曾是藏书楼，三个院子建筑格式一致，这种“一楼三院六厢房”的独特格局，彰显出与众不同的建筑风格，在北方庭院式建筑群中独树一帜。

　　文脉流转：

　　从藏书楼到时代见证者

　　陶南山馆的命运，始终与古籍的流转紧密相连。1861年捻军突袭时，陶南山馆近半书籍被焚，宋元旧本损失近百种，杨绍和冒着风险收拾残卷，一页页重新装帧，硬是从灰烬中抢回了部分文脉；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杨绍和在京为官的儿子杨保彝辞官归隐，后对陶南山馆进行了修葺并扩建“眉园”，在编纂《海源阁书目》时，二十多万卷藏书在此整齐排列，“海内藏书，先生称首”的美誉，道出了这座院落的文化分量。

　　时局变迁终难抵挡。随着杨氏家道中落，杨敬夫迁居天津后，藏书陆续被运出，陶南山馆逐渐沉寂。

　　陶南山馆的历史，不仅是一部藏书兴衰史，更是与时代发展紧密交织的传奇。1944年—1946年，这里设立了肥城市第四区抗日高级小学，琅琅书声在此响起，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人才，在教育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解放战争时期，它化身为解放军后方医院，医护人员在此救死扶伤，承载着珍贵的红色记忆，为革命胜利贡献了力量。1948年，肥城四区粮库在此成立，后改为王庄公社粮所，1970年粮所迁至王庄公社驻地，这里便改为花园粮站并沿用至今。不同时期的功能转变，它已然成为历史文化的重要见证者。如今，它又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被重新聚焦。

　　“陶南山馆的价值，不仅在于建筑本身，更在于它承载的文化守护精神。”孙健表示，陶南山馆藏书文化作为肥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已成为拓展和提升泰山文化内涵的重要力量。未来，文保部门将继续深入发掘陶南山馆的内涵要义和时代价值，让陶南山馆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独特的光彩，也让更多人有机会领略这座百年藏书楼的魅力与价值。（记者 鲍福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