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97年，怀揣周公之治理想的孔子，率一众弟子踏上了弘道之路。十四载风雨兼程，前路颠沛流离，却始终弦歌不辍。他们辗转于卫、曹、宋、郑、陈、蔡、楚等国，将“仁”的内核、“礼”的规范播撒在中原大地。这场理想主义者的千里远征，被后人称为“周游列国”。

　　两千五百多年岁月流转，这条思想长河依旧在他们用双脚丈量过的土地上奔涌，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11月28日，“弘道之行——孔子周游列国”展在河南博物院启幕，展览融合文物陈列、场景复原、多媒体互动等多种形式，让那场弘道盛举再度浮现于世人眼前。

　　参展单位达28家，共溯文化壮举

　　此次展览由河南博物院、孔子博物馆、济宁市博物馆共同策划推出，目的是借助丰富的孔子相关文物，结合孔子周游列国核心区域留存的文化遗迹与历史文物，以故事化的叙事手法，回溯孔子周游列国的文化壮举，解读儒家思想的人文内核，传承孔子“士不可以不弘毅”的精神力量。

　　本次展览堪称一场文博盛宴。河南博物院院长楚小龙介绍，除了立足于河南博物院收藏的东周时期列国文物、孔子博物馆的孔子题材书画藏品和孔庙祭器，以及济宁市博物馆的成套东周礼制用器外，策展方还向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山西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山东博物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国内多家文博机构商借参展文物，使得参展单位达到28家，参展文物共计197件（组），涵盖青铜礼器、玉器、书画、陶器、骨器等文物类别，规模与规格均属上乘。

　　值得一提的是，孔子博物馆的“明彩绘孔子圣迹图”一改传统的展陈模式，被分散陈列于展厅各个区域，成为贯穿整个展览的线索性展品。观众循着这套“连环画”，便能清晰梳理出孔子跌宕起伏的一生。孔子博物馆馆长郭思克说，该馆遴选了46组馆藏珍品参展，涵盖“商周十供”“明彩绘孔子圣迹图”及包括“三圣像”在内的多幅珍贵孔子画像。

　　新蔡县博物馆的孔子铜造像同样难得一见。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为营造尚学之风，刑部主事曹大夏筹巨资铸造了两套高1.25米、重达数百斤的孔子铜像，以及规格略小的颜曾思孟“孔门四杰”配像，一套赠予曲阜孔庙，一套藏于新蔡文庙。曲阜所藏早已损坏，此件是国内目前仅存的一尊明代孔子铜造像。

　　展览第一部分“问道——理想与现实”，借助青铜礼器、拓片等实物展品，搭配多媒体动画、创作画等辅助形式，再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时代大背景，揭示了孔子“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一坚定信念的由来，以及他为践行理想所开展的问礼实践与政治尝试。驻足于此，观众不难感受到乱世之中孔子的深刻思考与执着坚守，更能读懂“理想与现实”这一跨越千年的永恒命题。

　　想要理解孔子的思想，必先厘清其源头。展览开篇陈列的，是河南博物院馆藏的青铜觚。作为古代酒器，青铜觚容量二升，“取名觚者，寡少义、戒人贪饮”，蕴含着劝人节制的深意。但在春秋时期，公卿大夫沉迷饮酒之风盛行，即便用青铜觚饮酒，也丝毫没有节制之意。面对当时“君不君、臣不臣”的混乱现状，孔子发出了“觚不觚，觚哉！觚哉！”的深沉感慨。这件文物虽不算稀世珍品，但其背后承载的时代印记，让它在这个展区中显得意味深长。

　　在青铜觚旁陈列的，是大名鼎鼎的“王子午铜鼎”。这件春秋时期的青铜重器，出土于河南淅川楚墓。楚国名义上是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国，却早已僭越称王，甚至擅自使用王礼。这套列鼎共七件，器主人王子午是楚庄王之子，在楚康王时期曾担任楚国最高执政“令尹”。按照周朝礼制，诸侯的卿大夫级别，比照天子的大夫，只能使用五件成组的列鼎。王子午使用了七件列鼎，正是诸侯僭越礼制的直接物证。

　　来自山西博物院的“陈喜铜壶”，其铭文记载了陈喜执掌齐国政权的史实。陈氏是从陈国逃难到齐国的公子完的后代，也就是史书中记载的田氏。陈喜即陈僖子，《史记》中记作田乞。春秋末期，田乞担任齐国大臣，齐景公在位期间，他以“大斗出、小斗进”的方式笼络民心，使得田氏宗族的势力日益壮大。公元前481年，田乞之子田恒弑杀齐简公，孔子得知后，恳请鲁哀公及“三桓”出兵讨伐田恒，以正君臣之义，却最终未能如愿。春秋晚期以来，国家权力不断下移，公卿势力逐渐坐大：鲁国有“三桓”四分公室，晋国有三家分晋，齐国则发生了田氏代齐的事件，传统社会秩序崩塌。

　　课本上“礼坏乐崩”的抽象概念，在展厅里的一件件文物前变得可感可触。从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各国针对权力下移的现状展开反思与变革，一些适应时代发展的新思想悄然萌生，“人道”“民本”理念以及跨越阶级的“尚贤”思想等逐渐成形。

　　孔子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在心理上更贴近下层民众，这也为其仁道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对周礼的尊崇，又让他将恢复周礼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孔子的理想，是恢复西周时期井然有序的社会等级秩序，这种秩序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他在鲁国担任大司寇并执掌国政期间，曾以“隳三都”的举措践行自己的政治理想。然而，掌权的“三桓”在利用孔子摧毁家臣叛乱、稳固自身地位后，便阻止了孔子进一步削弱公卿权力的政治行动，孔子的理想在鲁国遭遇了重大挫折。

　　这一部分的展览，以一组璧、瑗、环、玦收尾。在古代，人们常借特定器物传递心意、表达志向，也就是“借物言志”。比如，以瑗表示愿意施以援手；又如，“逐臣待命于境，赐环则还，赐玦则绝”，环与玦的不同赏赐，直接决定了逐臣的命运。孔子在鲁国饱受排挤后，仍抱着一线希望，在边境等待鲁君的最终决断。然而，季桓子派来的使者，既没有带来表示召回的环，也没有带来表示断绝的玦。季桓子或许是不想承担赶走贤人的罪名，才采取了这种模糊的态度。无奈之下，孔子只好主动离开鲁国，开启了周游列国的漫漫征程。

　　孔子践行周礼的每一步，都踏在传统与变革的裂隙之上。时代的变局，给了孔子崭露头角、践行理想的机会；而社会的混乱现状，又同样限制了他理想的实现。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碰撞，让孔子的思想在实践中不断沉淀、升华。

　　礼行之路坎坷，列国文物记录点滴

　　公元前497年，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孔子被迫离开鲁国。在之后的十四年间，孔子辗转于卫、曹、宋、郑、陈、蔡、楚等国，虽始终抱着“人能弘道”的志向，怀揣“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的愿望，却因与各国君主“道不同”而始终未能得到重用。孔子对政治的热情逐渐冷却，但中原大地的深厚底蕴滋养了他的宏大抱负，乱世的烽烟磨砺了他的中庸思想，金戈铁马的岁月见证了他的仁政宣言。公元前484年，68岁的孔子被迎回鲁国。

　　展览第二部分“弘道——礼行中原”，以孔子周游列国的路线为核心脉络，通过“去鲁适卫”“取道曹国”“微服过宋”“郑郭遗立”“在陈思归”“负函观楚”等多个单元，全景式展现了这段充满挑战与艰辛的历程。

　　据《论语》记载，孔子周游列国时，从负函返回卫国途中经过仪邑，当地封邑长官主动请求拜见孔子。彼时的孔子，既已失去在鲁国的官职，在卫国也未能安身，游历多国却始终未能践行自己的思想主张。即便如此，孔子从未降低自己的仁道标准去迎合世情。仪封人拜见孔子后，感慨“天将以夫子为木铎”，称赞孔子像木铎一样，传递上天的教化。如今，河南兰考县仪封乡仍有请见书院，纪念这一典故。在展览中，出土于河南桐柏月河1号墓的“养子伯受铜铎”造型别致，引人注目。木铎是以木为舌的大铜铃，古代宣布政教法令时，官员会巡行振鸣木铎，以引起众人注意。这件铜铎的展出，让仪封人眼中“为木铎”的孔子意象变得具象可感。

　　这样将典故与文物巧妙结合的设计，在展览中随处可见。比如，为了展现“适卫击磬”的典故，展出了河南淅川和尚岭2号墓出土的春秋石编磬；讲述“微服过宋”的经历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的“宋公栾铜簠”、上海博物馆藏的“宋公差铜戈”等宋国文物一一亮相；介绍“郑郭遗立”的故事时，郑公大墓、郑韩故城等知名遗址出土的郑国文物，让观众得以窥见当时郑国的社会风貌。

　　楚国在江汉地区称霸数百年，尽管被中原各国斥为“蛮夷”，但在追寻周文化的过程中，创造了丝毫不逊色于周封列国的文物典章制度。在这一部分的展览中，风格迥异于中原文化的楚国文物，成为当之无愧的亮色。信阳博物馆藏的鸟形柱首与方器座，2005年出土于河南信阳长台关9号墓，是楚文化的代表器物之一。这件器物造型独特，柱首以鸟形雕琢而成，栩栩如生，尽显古人对飞禽走兽的细致观察与精湛的雕塑技艺；镂空龙纹方座则以繁复精美的线条，诉说着龙作为古代神话生物与王权象征的深厚文化内涵。这件文物曾亮相上海博物馆“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成为备受观众喜爱的“网红”文物，此次再度展出，让观众得以充分感受浓郁的楚文化魅力。

　　展览中还展出了两批楚简原件，每一批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信息。一批是20世纪50年代出土的信阳楚简，其书体为楚系古文，字势开阔，结体匀停方扁，呈现出从商周金文大篆向秦汉隶书过渡的鲜明特征。关于这批楚简的内容，曾引发儒家典籍与《墨子》佚文之争，在学术界轰动一时。另一批是1994年发现的新蔡葛陵楚简，以楚国文字书写而成，内容包括卜筮祭祷记录和遣策赗书。该墓的主人是楚国封君平夜君成，新蔡原本是蔡国的核心区域，后来被楚国吞并，从这批文物中，不难感受到当年楚国的强盛国力。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展览第三部分“承道——弦歌万古”，将视角从孔子周游列国的历程，延伸至儒家思想千年不息的传承脉络。本部分设有“集群贤之大成”“立万世之师表”等多个单元，展出了故宫博物院藏欹器、荆门市博物馆藏郭店楚简等精品文物，呈现了儒家思想的演变历程，阐释了孔子思想的影响。

　　返回鲁国后，孔子被尊为国老，获得了极高的尊崇。饱经沧桑的他，此时超然于具体政事之外，将自己的智慧与热忱，倾注于更为不朽的文化事业中。通过删述六经、整理文献，孔子保存了华夏文明的元典，更在其中融入了“仁”的核心、“礼”的规范、“义”的担当与“和”的追求。

　　济宁市博物馆藏的一套春秋书刻工具，在这一展区亮相。这套工具于1978年在薛国故城被发现，据考证，墓主人是春秋时期的薛国国君。整套工具包括：青铜锛、凿、斧、锯，主要用于裁切、加工竹简木牍；磨石用于竹简木牍的表面打磨及利器的磨砺；青铜刀、削用于刻字、剔字，以及简牍文字的细部加工；青铜针、钻则用于竹简的钻孔。“这是目前全国唯一一套保存较为完整的春秋书刻工具，为研究春秋乃至西周晚期的书刻工具及其制作技术，提供了完备的实物资料，也让观众得以直观感受孔子整理文献、删述六经时所使用的工具风貌。”济宁市博物馆馆长张超介绍。

　　孔子一生致力于授徒教学，向弟子传授六艺，希望他们成为学识与修养并重的君子，并将自己的思想传承下去。儒家素有“君子比德于玉”的理念，河南博物院藏的四璜组玉佩，正是这一理念的写照。组玉佩由玉璜、玉璧、玉珩、玉冲牙、玉珠等器物串成，具体的组合方式具有极大的自由性，但其中玉璜的数量，暗示着使用者的等级地位。比如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组玉佩，国君所用为七璜，夫人所用为五璜。周人重礼，礼的外在表现形式便是仪，失仪本质上就是失礼。因此，古代贵族的坐卧行止都极为讲究仪态，步行时基本都是慢步轻移，以不使身上的佩玉撞击出声为标准，正所谓“珩佩玉所以节行止也”。一件组玉佩，将古代谦谦君子的形象生动地呈现在观众眼前。

　　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评说：“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孔子思想成为秦汉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在塑造中国文化特性、锻铸中华民族精神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展厅的结尾处，孔子博物馆的“商周十供”分坐两旁，气势恢宏。乾隆皇帝第五次前往曲阜祭拜孔子时，看到阙里庙堂上陈列的“汉五供”等礼器，认为其色泽不够古朴，便御赐了十件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作为祭孔礼器，这便是“商周十供”的由来。这套古代国家祭孔礼器，造型精美、规格极高，既承载着不同朝代帝王对孔子的尊崇与礼敬，也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文明礼仪的源远流长。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从求学、从政，到周游列国推行其仁政主张，再到回到鲁国后编撰诗书，一幕幕过往历历在目，孔子的形象愈发饱满。

　　正如展览结语所说，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为行道而奔走于天下，虽“累累若丧家之狗”仍矢志不渝，最终成就了儒家思想的精神涅槃。木铎金声，千载回响。儒家学说升华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基因，影响至今不息。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入世精神，仍然激励和鼓舞着我们奋然前行。

　　山东与河南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脉相通，孔子周游列国的足迹始于鲁、行于中原，这段历程既是一次思想的远征，又是一次文化的交流。本次展览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情致敬，亦是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记者 张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