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一生多次到泰山。他二十岁时奉父命壮游，到齐鲁多地，可能已到过泰山，起码曾路过山脚。

　　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封禅泰山，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侍从至洛阳，因病不能前行，临终执迁手而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

　　父亲的遗恨，使司马迁对泰山的崇敬情感更加刻骨铭心。

　　据学者粗略统计，汉武帝上泰山封禅八次，每次又东巡海上求仙。这些巡幸，除去两次，司马迁都扈从参与，“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他以其亲身见闻，结合对封禅文献的研究，完成了他“承敝通变”的《史记·封禅书》。在这篇雄文中，司马迁以史笔为矛，以竹简为盾，在权力与真理之间刻画表与里的真相。

　　封禅选在上古昆仑山司马迁随汉武帝登泰山，走哪条路线？并非今天的红门到中天门一线，历史学者徐兆奎在《历史上的泰安与泰山》中，引用泰山管理局老员工张建新所说：“刘彻的登岱路线，根据地方传说，不是今天的中溪（梳洗河）与西溪（滦河），而是取道东溪（冯家河上游），可能由奉高到谢过城，再西北行，由今柴草河、大直沟直达中天门以上，到达岱顶。这条路可能也是当时登岱的主要道路。”

　　元封元年，汉武帝为何选择在泰山举行封禅之礼？

　　当时，汉武帝已在位31年。在他统治前期，约建元元年至元光二年（公元前140—前133年），西汉社会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还是升平治世的景象。

　　到了元光二年，汉武帝开始了大规模的用兵。汉武帝的全部事业，几乎都是在这接下来的二十三年中完成的，除四处征伐外，还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的意识形态改革，有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改兵制、设刺史等政治、军事制度的改革，有统一货币，筦盐铁、立平准、均输制等经济制度的改革，等等。黄河在瓠子决口后夺淮入海，为害武帝一朝二十余年之久，也是在这个时期修复的。

　　若细细考察汉武帝完成每一项事业的具体时间，我们就会发现，绝大多数事项是元狩（公元前122—前117年）、元鼎（公元前116—前111年）年间做成的。元封作为具有特定意义的年号，是以举行封禅典礼而得名的。这时已到“功成治定”的节点，可见这是汉武帝深思熟虑过的。

　　而泰山，自古被视为连接天人、沟通神明的圣山。学者何新在《诸神的起源》一书中阐释说：“泰岱”也就是泰山……古昆仑山，实即泰山。从古地理学的观点看……由黄河、海河、滦河等河流的泥沙堆积而成，呈三角状的大冲积平原上，地势均极为平坦。只有这个三角地域的中部略偏东北的地区，矗立着一座高山，这就是古称中岳，也被看作位于天地之正中的泰山——上古先民心目中的昆仑山。

　　在华夏礼乐传统中，唯有功成治定、德配天地的帝王，才有资格登临泰山之巅，行“封”祭天、“禅”祭地之礼。《管子》有言：“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此说流传甚广，仿佛封禅乃上古圣王之常礼。

　　已封泰山，无风雨灾汉武帝到泰山后，该怎么举行仪式呢？如同当初秦始皇封禅一样，儒生、方士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封禅被叠加了两个功能：向上天汇报盛世，祈求长生。儒生重视前一个而反对后一个，方士不反对前一个但无疑更重视后一个。而具体怎样汇报盛世，怎么祈求长生，儒生和儒生之间，方士和方士之间，也完全不可能达成统一意见。

　　此时，队伍已经从长安到洛阳，汉武帝决定按照自己的构想来封禅。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被逐出随行队伍，大概也正是在这个关头。司马迁在汉武帝第一次封禅时，可能未能赶上大部队，而后的仪式大同小异，所以被他记录下来。

　　封禅典礼分为公开和秘密的两部分。公开部分盛况空前，皇帝的自我评价十分谦卑，“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惧弗任”；还颁布了一系列惠民政策，如赐予民众牛和酒，慰问孤寡老人，免除泰山附近地区租税，大赦天下等。

　　秘密的部分则是汉武帝带着他最亲近的人、霍去病的儿子霍嬗，从北面下山，“其事皆禁”。这一个晚上发生了什么，就没有人知道了。唯一肯定的是，霍嬗下山之后，突然暴病，一天后就死去了。有些东汉人的著作里说，这是因为那个晚上上天显得对霍嬗比汉武帝更加垂青，引起了汉武帝的猜忌。这些说法大概也不是东汉人发明的。

　　如此敏感的话题，司马迁只是记录道：“天子既已封泰山，无风雨灾。”看似褒扬顺利，实则以沉默留下巨大空白，引人深思。

　　要知道，秦始皇曾宣称他是凭借水德的力量推翻了周。他改革了帝国的仪式，并推行严刑酷法，以使他的政府符合水的特性。日本学者大西克也认为，秦始皇为了炫耀天下一统，创造了“泰”字，用“泰”字象征水德，字形像“秦”，强烈体现着秦国的政治思想。

　　但当司马迁讲述秦始皇傲慢地进行传统祭祀的事情时，几乎在每一个例子中都有一些涉及水的故事。在泰山上进行“封”之后，秦始皇陷入暴风雨中；泗水阻止了他收回周朝青铜器的努力；在他向湘山神灵献祭之后，一阵大风几乎阻止了他穿越长江。此外，在他给圣王舜和禹献祭期间，浙江钱塘江可怕的浪迫使他绕道120里从其他地方通过。

　　“替身”，而非“真身”司马迁的春秋笔法，与孔子何其相似。

　　在《封禅书》开篇，司马迁写道：“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语气庄重，似在肯定封禅之必要。但紧接着，他遍考典籍，一一检视所谓“七十二家”封禅之说，却发现“其俎豆之礼不章”，皆不足以言封禅。尧、舜、禹、汤等上古圣王，虽功德巍巍，却并无封禅之实。所谓“封禅”，实起于秦代——这是秦人融合西戎祭祀习俗与齐鲁方士神话所构建的新传统。

　　尤其秦始皇东巡泰山，召集儒生议礼，却因“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又牵拘於诗书古文而不能骋”，遂“尽罢诸儒”，转而依方士之说草率行事。此举不仅暴露封禅缺乏经典依据，更揭示其本质：它并非源于儒家“敬天保民”的仁政理想，而是君主以神权巩固皇权的政治表演。司马迁冷峻指出：“此岂所谓无其德而用事者邪？”——没有相应的德行，却强行举行封禅，岂非僭越？

　　据美国学者侯格睿分析，秦始皇以武力建立了统一强大的帝国后，“试图通过思想的重组使他自己的军事征服合法化。他试图改变人们理解世界的范畴，最重要的是他希望自己能够定义世界”，即由他来定义理解和判断世界的术语。

　　而司马迁以直截了当的方式，消除了秦始皇的努力。侯格睿认为，司马迁写了一段历史，其意图是点对点消除秦始皇的意识形态结构。《史记》不是一部普通的历史，因为它不仅是过去的记录，更是司马迁用以定义世界、传递天道、对抗强权的文化工具。就像秦始皇的陵墓一样，《史记》是一个宇宙模型，一个写在成千上万片竹简上的世界。

　　而司马迁在遭受奇耻大辱后，还能写就《史记》，这背后有一股力量在支撑着他——司马迁发现，他的竞争对手秦始皇从骊山帝陵中复活了，“附体”在汉武帝身上。两位帝王是如此相像，推行的政策如出一辙，甚至两人对长生不老的追求也不谋而合。司马迁被恐惧包围着，他一定要完成《史记》，完成世界模型的构建，否则，他与秦始皇的竞争，终将败在秦始皇的孪生者手上。

　　最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迁在《封禅书》中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汉武帝如何一步步沉溺于长生幻境：初闻齐人公孙卿言“宝鼎出，当封禅”，便改元“元鼎”；后遇李少君，言“丹砂可化黄金，黄金器食可延年，见蓬莱仙人，乃可封禅不死”，便倾国炼丹；再信少翁能“致鬼神”，夜设帷帐，遥见亡妃王夫人之影，遂拜为文成将军，赐万金；继而宠信栾大，轻信其“黄金可成，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的许诺，竟以公主妻之，栾大“佩六印，贵震天下”。

　　而当李少君病死，武帝竟自欺其“羽化登仙”；当栾大骗局败露被诛，他仍执迷不悟，转而更信新来者。司马迁冷眼旁观，只淡淡一句：“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犹羁縻不绝。”——表面写皇帝倦怠，实则揭示其内心深处无法割舍的恐惧：死亡面前，一切权力终将归零。

　　这份理智与冷峻，也解答了我们今天读《史记·孝武本纪》时的困惑。这篇文章，只有汉武帝信用方士、祭祀鬼神、封禅泰山之类的内容，而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毫不涉及。实际上，这一篇只是把《封禅书》中关于汉武帝的部分，照抄一遍。很早便有一种说法，汉武帝读到了司马迁为自己所作的传记，“怒而削去之”，也就是说，这篇传记被皇帝亲手销毁。

　　不论何种原因，原始的《今上本纪》散佚，《史记》流传过程中出现缺篇。后人为补缺，从《封禅书》中摘录相关内容，敷衍成篇，以维持十二本纪的完整结构。之所以选《封禅书》，是因为其中关于武帝的内容最集中，且相对“安全”——既不涉敏感政治事件，又符合当时官方推崇的“神道设教”氛围。换言之，现存《孝武本纪》是“替身”，而非“真身”。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的胜利。秦始皇试图以青铜、律法、焚书坑儒构建一个没有历史的新世界；汉武帝则以年号、历法、封禅重塑话语体系。然而，他们最终都被迫在司马迁的竹简宇宙中占据一席之地——不是作为神化的天子，而是作为被历史审视的凡人。这或许是历史学家在历史现场，留下的最宝贵的启示。（记者 卢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