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湖西南遗址出土的明清时期文物。

　　在近日召开的济南市政协十五届五次会议上，“大明湖西南遗址保护”成为热点话题。

　　2024年春，济南考古工作者在大明湖畔的地铁建设勘探中，意外触及了一段深埋地下的夯土墙体。随着发掘深入，一段距今约42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城墙及其外侧壕沟系统逐渐显露真容。

　　从空中俯瞰，大明湖西南遗址与现代城市肌理形成奇妙共振。那些曾深埋地下的古国文明先声，终将以崭新姿态激荡在城市血脉中。

　　水井促进早期城市繁荣

　　“这一发现将济南的建城史，从过去普遍认可的约2700年，大幅向前推进了约1500年，至4200年左右。”济南市考古研究院院长郭俊峰在考古现场介绍。他指着一处探方剖面解释道，地层清晰显示，从大汶口文化层开始，历经龙山、岳石、商周、汉、唐、宋等时期，文化堆积连续不断，“这实证了济南古城区范围内，人类活动至少延续了5000年且未曾间断，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发展的一个鲜活例证。”

　　回溯时光，早在16年前，龙山文化的实物遗存便已悄然现身，为今日的重大突破埋下了伏笔。

　　早在2010年底，为配合贵和天地广场的建设，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在天地坛街遗址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考古发掘。遗址位于天地坛街与黑虎泉西路交叉口西北部，此次发掘位于建设区域西南部和东北部，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深度达4米多。此次发掘虽未揭露大规模的建筑遗迹，却出土了大量陶片、瓷片等古代遗物，其中相对完整以及可复原的陶器、瓷器、玉石器等各类文物40余件，器型主要包括陶鼎、陶罐、陶瓦当、陶纺轮、瓷碗、瓷杯、瓷瓶、小瓷俑、铜钱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天地坛街遗址发掘区东北角最下层，出土了龙山文化时期夹砂红、褐陶片若干，以及陶鼎与陶罐等。这是济南第一次在古城区内发现龙山文化时期（距今约4600年—4000年）的实物遗存。

　　可见，那时先民在济南繁衍生息并留下了他们的生活痕迹。济南文史研究专家张继平说，每一块陶片，都可能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随着对这些实物遗存的深入研究和探索，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古代济南人民的生活方式、经济形态、社会结构以及文化特点。

　　“城墙以东为城内，出土的生活遗迹很多，除了龙山文化堆积外，战国、宋代一直到现代的遗迹都有，可见这个区域是具有连续性的生活聚居区。城墙两侧的古井值得特别注意，在约200平方米的区域内密集分布着13口水井，从龙山文化时期开始，战国、宋代、明代、清代的都有，充分说明在龙山文化时期这个区域就已经是聚居区了，而且居住人口数量较多，具有一定的规模。”郭俊峰说。

　　要知道，水井的产生，是人类用水的第一次“革命”。从此，人们可以摆脱水对人们居住地选择的限制，从而离开河流、湖泊，走向更加广阔的原野。

　　山东目前发现时间最久远的水井，是济宁市张山遗址发掘的距今7000年左右的水井，属于北辛文化时期。这口井的椭圆形井口、中部较大的腹径以及平底设计，均体现了古人的智慧与匠心。其次，在广饶县傅家遗址发现两个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水井（距今5000年左右）。虽然山东地区很早就开始挖掘水井，但发现数量很少。水井的大规模出现是在龙山文化时期，目前许多龙山文化遗址都发现了水井。

　　考古及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井的发明、推广和早期城市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它解决了城内居民、手工业生产者、家畜和兴建工程的各种用水问题，人们无需从城外获得生活、生产建设和饲养家畜所需要的水，从而促进了早期城市经济的发展繁荣。

　　“这么多的古井，从4000多年前到数百年前的都有，也说明这个区域地下水一直丰沛，能够满足当时的人群饮用。”郭俊峰说，“这些古井遗迹，提升、丰富了济南泉文化的内涵，对济南泉城文化景观申遗有积极意义。”

　　“古国林立”的历史格局

　　大明湖西南遗址中，除水井彰显着泉水特色，城墙遗迹作为考古发掘的最重大的成果，更凸显了济南不断流的文明基因。这段城墙位于发掘区东端，在发掘区内南北长22.5米，两端分别向南北延伸至发掘区外，宽约28米，残留最高处距地表2.4米，残存高度约6.4米，为人工层层堆筑而成。考古人员还对城墙内采集的样品进行了碳-14测年，加上相关出土文物，确定为距今4200年左右。

　　郭俊峰回忆起城墙的发现过程，称其“充满曲折”。勘探初期，因地表建筑复杂、后期淤积深厚，并未立即判断为城墙。是考古人员对零星发现的夯土块保持高度敏感，并通过后续扩方发掘，才将散落的夯土连接起来，最终确认了墙体的存在。

　　从聚落形态学的视角审视，城墙的出现彻底重构了人与时空的关系。如此规模宏大的城垣工程，显然需要大量劳动力长期协作。推测当时以济南龙山城为中心及其周边聚落的居民，很可能共同参与了这项浩大工程；而要组织、调度如此庞大的劳动群体，并有效指挥工程建设，已远超传统氏族社会的管理能力，标志着一种全新的社会机制——国家权力正在形成。

　　大明湖西南遗址所揭露的龙山文化城墙，其意义远不止于一段夯土遗迹，它是一道划时代的界碑，标志着济南地区先民正式跨入了以“城邦”为基本单元的复杂社会形态，开启了从平等氏族社会向早期国家形态演进的宏大历史进程。在龙山文化时期，山东地区已出现多个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古国”，呈现出“古国林立”的历史格局。

　　这一历史进程是如何实现的呢？山东地区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开始，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社会贫富分化已经十分明显。龙山文化时期，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包括土地在内的私有制得到进一步的加强。随着社会剩余产品的增多，包括对人在内的社会财富的掠夺不断升级，掠夺和战争已经非常频繁，这些现象都是此前氏族社会未曾经历的。

　　而维持城内秩序、保障社会生产和生活正常运转、协调各方利益、处理城乡矛盾、分配耕地、兴修水利等大型公共事务，均已无法依靠旧有的氏族制度来实现。此外，保卫城内及周边乡邑、村落的安全，也需建立专门的常备武装力量——这种军队的组织与指挥体系，更是氏族社会难以想象的。

　　上述种种变化催生了高大坚固的城墙，因为其既可以抵御外敌入侵，还能防范内部被统治阶层的反抗。“筑城以卫君”——即保护统治集团的安全——成为龙山城池的重要功能之一。

　　此外，在大明湖遗址所揭露的龙山城周边，应该还分布着数个聚落遗址。这些有待后续考古工作来印证。这些聚落相当于都城之下的“邑”。都城的最高统治者通过各“邑”的首领，对更基层的乡村聚落实行管理，形成了“都—邑—聚”的三级社会结构。这种层级分明的聚落体系，是龙山文化进入古国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

　　王国文明的前夜

　　目前，山东地区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已经达到1500余处，发现遗址的数量接近大汶口文化的三倍。大汶口文化前后有1500年，而龙山文化延续的时间仅600年左右。由此数量对比，可以看出龙山文化时期人口和社会的迅猛发展情况。

　　20世纪80年代以来，山东地区多处龙山古城被发现，说明山东是古国文明重要的发祥地。著名史前考古学家、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栾丰实根据聚落的分布规律推测，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城址至少在20座以上。以现有考古资料来看，除分布于苏鲁沿海地区的两城镇、丹土、尧王城和藤花落等城址外，鲁北山前平原地带的边线王、桐林、丁公、城子崖，徒骇河流域的景阳冈，沂河畔的毛官庄，以及薛沙河流域的庄里西等城址也已得到确认。

　　专家分析，龙山文化的城市之间都有一定的距离，一般相距25公里至50公里。这可能反映当时一个城市所能影响的范围，也有人认为是当时一个古国的范围。从大明湖遗址的龙山城往东30公里，便是城子崖遗址，那是龙山文化最初发现地。

　　这些城址作为区域性的中心聚落，通常在数百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控制着少量次级中心聚落和大量基层村落，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政治单元。各城址之间互不统属，各自为政，可称之为“城邦”。随着龙山文化中期城址的普遍出现，海岱地区各地逐渐被大大小小的城邦所占据，构成了海岱龙山文化极盛时期独具特色的社会景观。

　　这些城市的出现，在当时并没有消灭掠夺和战争，随着集团力量的增强，战争进一步升级。为了共同的利益，相近族团之间不断组成新的联盟。在中原地区，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进行了更大规模的联合。随着联盟的加强，建立在古国文明之上的王国文明就应运而生了。中国社会进入夏、商、周三代王国文明时期。

　　由此，从社会发展阶段看，龙山文化时期是古国文明时期，是王国文明的前夜。而考古资料显示，大明湖西南遗址在岳石文化及战国时期曾多次进行补筑和修缮，说明其作为区域政治中心的功能并未中断。这与文献记载中东周时期的“泺邑”“历下邑”地理位置高度吻合。

　　从4200年前龙山先民夯筑城墙，到战国时期济南先民的修补加固，大明湖西南遗址所揭露的龙山城址见证了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连续性与稳定性。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学界和大众对早期中国城市起源、国家形成机制的理解，也为“泉城”文化增添了更为深远的历史维度。（记者 卢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