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千多年光阴流转，蛋壳黑陶高柄杯再次映入世人眼帘。

　　0.2毫米的极致之薄，釉面般的光洁质感——它一出现，就引发了惊叹。这般鬼斧神工，究竟如何炼成？它曾是酒器、礼器，还是精神信仰的化身？为何独独绽放于山东龙山文化的沃土，却如流星般璀璨而短暂？是怎样一个时代，愿倾注如此虔诚与心血，完成这一场不计成本的极致创造？

　　今天，我们以“对话”的形式，走进山东博物馆明星文物展，探寻蛋壳黑陶高柄杯如何穿越时间长河，成为山东文物标识实物原型。

　　技冠史前

　　薄如蛋壳泛幽光，城子崖下初显藏。四千寒暑重见日，举世惊此龙山陶。陶魂熠熠耀华芒，绝艺千秋叹无双。

　　问：请先介绍一下自己。

　　答：我叫蛋壳黑陶高柄杯，来自龙山文化时期（距今约4400-3800年）。1973年，我在日照东海峪遗址重见天日，是蛋壳陶杯形成阶段的典型器物。

　　我身高26厘米，口径9.4厘米，器壁仅厚0.2到0.5毫米，体重约90克。整体分为三部分：上部是一个装饰六道凹弦纹的深腹小杯；中部是高柄，柄腹透雕中空，形如纺锤，又似倒置的花蕾；下部是覆盆状的底座。

　　最巧妙的是，我的柄腹内藏有一颗陶丸。轻轻摇动，陶丸碰壁会发出清脆声响；静置时，它又能帮助稳定重心。人们常用“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来形容我，我想，这大概是对我最好的概括。

　　问：为何考古学家奉你为史前地球文明的巅峰之作？

　　答：我身负三大陶艺之“最”，立于史前文明之巅，当然毫不“恐高”！

　　首先，我由世界上最早的手工机械制成——快轮制陶。考古发现，轮盘转动很可能依赖于一种动力传递设备，可以说这是最早且最精密的手工机械。拉坯与车制相结合，展现出了高转速、高精度的轮制技术巅峰。

　　其次，我拥有史前最先进的烧制技术——高温渗碳成黑。这项工艺包括选料（反复淘洗陶泥）、成型（快轮分段成型）、装饰（镂刻纹样）、打磨（呈金属光泽）、烧制（匣钵+渗碳）。

　　最后，我是世界上最薄的陶器。我最薄处位于盘口，厚度仅0.2毫米，堪比两张A4纸的厚度，却能历经数千年而不裂。相比之下，近亲瓷器直到明代才出现薄胎瓷，其厚度约为0.5毫米。我采用分段成型工艺，这打破了传统一次成型对器物高度的限制。杯、柄等各部件经快轮分别制作，适度阴干后移上陶轮，在旋转中被修刮至极致薄透，再进行镂孔、划纹、打磨等处理，最终拼接成器。

　　问：跨越四千年，你如何得以再次与我们相见？

　　答：1930年，我的老乡、考古学家吴金鼎（1901-1948，字禹铭，山东安丘人，龙山文化发现者，中国第一代现代考古学者）和他的同伴，在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遗址首次接触到了我们的碎片，从此我们有了名字——蛋壳陶。

　　1936年，在日照两城镇遗址，考古学家发现我们的真身：由盘口、杯部、器柄、底座四部分构成，因而得名——蛋壳黑陶高柄杯。

　　1973年，我终于从日照东海峪遗址中破土而出，人们夸我为蛋壳陶家族中最精美的一员。

　　如今，我们家族中已有超过百件得以修复原貌，形态多样，原本主要分布于潍坊、临沂及淄博、青岛一带。现在包括我在内，共有10名成员因展览需要，相聚于山东博物馆。

　　值得一提的是，山东大学博物馆、日照市博物馆、潍坊市博物馆所藏的三件蛋壳陶杯，均为首次离馆展出。它们各有渊源：潍坊馆藏杯1975年出土于胶县三里河遗址，具有大盘口、深尖底的独特造型；山大馆藏杯1985年出土于泗水尹家城遗址，虽胎体较厚不属于典型“蛋壳陶”，却为演变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日照馆藏的这件珍宝，则与山东文物标识实物原型同出一脉，工艺与形制相近，同属东海峪龙山文化的经典之作。

　　藏礼于器

　　薄壁乌光蛋壳轻，高柄擎来酒香盈。非为寻常饮宴具，专奉权贵显尊名。玄色千年融血脉，礼出东方自此明。

　　问：你从何而来？

　　答：我的“祖先”是大汶口文化黑陶高柄杯。大汶口文化晚期，分段成型和镂空技术进一步发展，器壁已经较薄，厚度多在1.5至2毫米之间，高柄也从圆柱形向橄榄形演变——这直接孕育了我的诞生。

　　我出土于大、中型墓葬或祭祀遗存中，在墓室内被单独安置在主人身旁显要位置。这也暗示，我的主人应是掌握着社会财富和权力的某种特权阶层。

　　问：为何你们数量少、仅杯形、限海岱、追求极致黑？

　　答：这正是我们作为高级礼器的特殊身份象征：数量稀少，因专用于庄重的礼仪场合；崇尚黑色，寄托着先民对黑夜与未知的崇敬；而仅分布于海岱地区，也印证了“礼出东方”的历史渊源。

　　在龙山时代，酒是珍贵的奢侈品。因饮酒能带来恍惚知觉，先民借以与祖先、神灵沟通，因此酒也成为祭祀中的重要媒介。而我作为酒器，正是贵族在祭祀、宴飨等重大仪式中使用的礼器。

　　支持这一点的还有科学证据——在日照两城镇遗址出土的残蛋壳黑陶高柄杯中，研究人员检测出了稻米、蜂蜜、水果以及树脂、香草等成分，证实其中曾盛放一种混合型酒。

　　考古发现，龙山文化的大型墓葬中存在着一套相对固定的礼器组合，以磨光黑陶器物群为主，比较典型的有蛋壳黑陶高柄杯和部分磨光的黑陶罍、壶、匜、杯、鼎、豆、甗、罐、盆等，以及白陶鬶，这是商周时期青铜礼器组合的源头。

　　本场由山东博物馆发起的文博“家宴”，汇聚了山东大学博物馆、日照市博物馆、潍坊市博物馆等7家省内文博机构的珍藏，不仅首次实现了4件蛋壳陶珍品同台亮相，更呈现了以蛋壳陶为核心的礼器组合，让观众得以一窥龙山时代的社会礼仪体系。

　　文明自生

　　蛋壳黑陶薄如纸，乌光玄亮证古史。深埋千年醒世言，不借西风根自生。龙山陶魄照汗青，华夏源流自此定。

　　问：恭喜你当选为山东文物标识实物原型，但大家也好奇，你“薄如蛋壳”的娇贵身躯，凭何能代表厚重的齐鲁文化？亚醜钺等“强者”怕是不服呀！

　　答：的确。商亚醜钺乃商王朝礼制重器，随“亚醜”族镇守东方，象征商代经略东土的权威；大汶口文化八角星纹彩陶豆身上公认的中华文明曙光期图腾，是齐鲁大地更古老的源代码；红陶兽形壶也比我更早见证了东夷文明，也更显敦厚可爱。它们各有分量。

　　但我，则是东夷文明之光，印证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20世纪初，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基于不完整的考古材料，提出了“彩陶文化西来说”，随之“中华文明西来说”一时风行。正是我们蛋壳黑陶，以独一无二的东方工艺，宣告了中华文明的独立自成。

　　我的“薄、黑、亮”，在同时期乃至更早的陶器中是孤绝存在：其一，当黄河中上游乃至两河流域、古埃及、印度河文明多以彩陶闪耀时，我们已掌握薄胎工艺和高温渗碳技术，达到“薄如纸、黑如漆”的境界；其二，相似的黑陶技术，在地中海伊特鲁里亚文明中出现，已晚于我们约两千年。

　　因此，我不仅是一件酒器，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实证：四五千年前的中华大地上，活跃着华夏、东夷与苗蛮三大部族。然而在“万世一系皆源于黄帝”观念的影响下，许多人长期以为文明仅发端于中原，再辐射四方。而我来自山东——古称东夷之地，我所展现的精湛工艺，印证了东部沿海同样存在璀璨的早期文明。

　　最新的考古发现也在呼应这一点：济南大明湖西南遗址内，发现了龙山文化城墙，将济南建城史从距今约2700年上推至距今约4200年。其中出土的磨光黑陶片，胎体薄如蛋壳，最薄处仅约1毫米，通体乌黑发亮，器身刻有精细纹饰，是龙山文化制陶工艺的杰出代表。

　　问：一般认为，夏代纪年约在公元前2070-前1600年。那么，年代约在夏初及其之前的龙山文化，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啊？你的诞生和消亡又隐藏着怎样的时代背景？

　　答：我来自山东龙山文化，伴随着它的兴衰历程，也见证着早期国家与文明社会的形成。

　　龙山社会已具有鲜明的文明特征：其一，农业高度发达，推动了社会分工和阶级分化。酒器的出现意味着粮食已有剩余，而我这样“高精尖”的器物，则说明已有脱离农业的专职陶匠。其二，形成了一套复杂的礼仪系统，用以维系社会秩序与群体认同。作为礼器，我专门用于祭祀祖先、神灵或重要仪式。其三，社会等级分明。礼器往往被社会顶层垄断，是象征权力、巩固联盟的特权之物。

　　至于我的消亡，可能源于两方面：一是战争。龙山晚期社会竞争激烈，我所依附的统治集团若在冲突中落败，与之共存的礼制体系便可能随之瓦解。二是技术替代。龙山文化后期，制铜技术逐渐发展，手工业重心可能由制陶转向冶铜，使我这样的陶质礼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我的出现，印证了一个文明高峰；我的消失，则映照出一个时代的变迁。

　　然而，我身上仍有许多未解之谜：四千年前的那双手，究竟凭借怎样的匠心与巧思，将我塑造得如此薄匀而轻盈？每一道细纹里，是否还藏着未曾破译的讯息？

　　请保持这份好奇吧。

　　或许在未来的某片泥土之下，另一段沉睡的时光里，你会遇见我更深的印记，听见我更完整的诉说。我仍会在岁月中静静等待——等待下一次重逢。（记者 张依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