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的落幕，为马年春节画上句号。在我国传统节庆习俗中，元宵佳节除赏花灯、猜灯谜、舞龙舞狮外，观赏“百戏”也是一项重要内容。中国古代，每逢重大节日，“百戏”都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固定节目之一。何为“百戏”？让我们透过济南市博物馆珍藏的西汉彩绘乐舞杂技俑，探寻这一古老艺术形式的文化根脉与时代风采。

　　这组西汉彩绘乐舞杂技俑，1969年发现于济南市无影山南坡。其可贵之处在于场面完整、人物众多。在一个长67.5厘米、宽47.5厘米的长方形陶盘上，错落有序地排列着21个陶俑，打破了以往出土陶俑多为单个的局限。

　　这21个陶俑分工明确：七人在中央表演，七人在后方奏乐，另有七人在两侧观赏，构成一台结构完整的“微型演出”。

　　表演的七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四个杂技俑。这四人头戴褐色尖顶小帽，身穿及膝紧身短衣，前面两人相对而立，手撑地倒立，双脚弯至头顶，正是古时的“拿大顶”表演。身后两位杂技俑，一人向后下腰以手撑地，另一人胸腹着地、双腿反弓过肩，这个动作类似现代杂技中的“叼花”，难度很大。

　　杂技俑左侧，两位舞俑头梳垂髻、面施粉彩，身着绕襟长袖花衣，衣色一红一白，舒展长袖，翩然起舞，正是汉代盛行的长袖舞。“翘袖折腰”是其精髓，长袖飞扬为翘袖，腰肢柔软后仰为折腰，身姿轻盈飘逸，尽显汉舞风韵。表演队伍最前方，一位身着朱色长袍的陶俑，昂首扬臂，似在高歌，又似在朗诵，成为整场演出的点睛之笔。

　　表演者身后，是七人组成的“乐团”，左侧两位女子跪地吹笙，其余五位男子分别在鼓瑟、击扁形小鼓、敲编钟、击磬、击建鼓。两侧列坐的观赏俑，神态专注，为这场精彩演出增添了浓厚的现场氛围。

　　细看这组乐舞杂技俑，虽体量小巧，却姿态生动、神情各异，很好地体现了汉代陶俑“以意写形”的艺术特点。汉代陶俑不刻意追求细节逼真，而以简练线条与夸张姿态，传递人物神采与气韵，可以用“气韵生动”来概括。这方寸之间的陶盘剧场，生动还原了汉代百戏的盛景。

　　除了乐舞、杂技，古代百戏表演内容还有很多，比如武术、马戏、蹴鞠等。百戏从古人日常生活中发迹，很多属于体育竞技表演范畴，其中某些表演艺术雏形，早在春秋战国时就已出现。

　　汉代是百戏的兴盛期，百戏开始融合更多表演形式，越来越包罗万象。汉武帝曾多次组织百戏表演，《史记》称其“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汉书》记载，汉武帝元封三年，在长安未央宫举办百戏，“三百里内皆来观”，场面热烈。

汉代平索戏车车骑出行画像砖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东汉时，百戏已成为佳节盛宴里重要的娱乐活动。东汉文学家张衡的《西京赋》中，有大量关于百戏的描写。比如，“乌获扛鼎”，是力士举重；“都卢寻橦”，是缘竿杂技；“跳丸剑”，是抛接丸剑的手技；“走索上而相逢”，是古代走钢丝，表演者在钢丝上与对面走来的人交错而过。这些惊险刺激的百戏，融合力与美，生动展现了汉代百戏盛景。

　　唐代时教坊兴起，宫廷散乐百戏兴盛，每逢重要节日和宴请，演员多达数万人的大型百戏表演屡屡上演。宋元年间，随着社会经济繁荣，民间娱乐活动多了起来，瓦舍勾栏迎来大发展，民间百戏空前繁荣，《清明上河图》中就描绘了民间艺人演出时热闹非凡的场面。

《清明上河图》（仇英本） 辽宁省博物馆藏

　　明清时期，百戏表演规模变小，种类更加多样化。民间艺人结社“走会”，逢年过节走街串巷，成为百姓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

　　从古至今，百戏以鲜活热烈的姿态，丰富着一代代人的娱乐生活。说到娱乐，山东人一直走在前沿，与百戏渊源深厚。

　　《史记•苏秦列传》中，苏秦游说齐宣王时，这样描述齐国都城临淄：“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蹴鞠者”，其中吹竽、击筑、斗鸡、蹴鞠等娱乐活动，后来都被归入百戏。

　　山东济南女郎山出土的乐舞俑，说明战国时期，山东人就能歌善舞。这套乐舞俑，造型生动，两个长袖舞俑翩翩起舞，八个短袖舞俑右手高抬、左手前伸，动作整齐划一，展现了一场精彩的集体舞表演。

　　山东出土的大量汉画像石，再现了百戏表演的热闹场景。沂南县北寨汉画像石中，刻画了七盘舞等多种百戏表演。七盘舞是汉代流行舞蹈，演员要在盘鼓间腾挪跳跃，融合舞蹈与杂技，技艺精妙、姿态优美。滕州《乐舞百戏图》汉画像石正中间的建鼓舞，是汉代一种很有气势的舞蹈，两位舞者分列建鼓两侧，双手执槌，击鼓而舞，动作刚健有力、节奏铿锵。

　　从济南女郎山乐舞俑，到西汉彩绘乐舞杂技俑，再到汉画像石上的乐舞百戏图，山东人的文艺基因传承至今。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百戏是古人忙碌生活之余最珍贵的调剂，那些穿越千年的翻腾与歌舞，记录着人们对欢乐的追求，是朴素而热烈的人间烟火。（记者 梁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