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定位而言，“两创”是“四个坚持”之一，其与马克思主义、“二为”方向、“双百”方针一道，构成指导文化发展的一般性的原则和方法；就对象而言，“两创”的对象不是仅局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是包含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不断发展着的中华文化，即中华新文化。正是基于这两点，提出“两创”是构建新时代中华新文化的基本原则。

　　“两创”成为构建新时代中华新文化基本原则的历史逻辑

　　“两创”的正式提出最早可见于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他指出：“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这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对象是具体的中华传统美德。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在这里，将传统文化作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对象。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象的内涵扩展至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象的内涵提升至中华文明：“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党的十九大报告则第一次将“两创”作为一般性原则提升至同“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相并列的重要地位：“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从中华传统美德到传统文化再到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两创”的对象和适用范围逐渐扩大。中华文化指涉的是包括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在内的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华文明则是将中华文化放置于整个人类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语境中来进行考量。因此，“两创”不仅适用于具体的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问题，而且适用于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问题，成为一种抽象的、普遍的文化理念。这种抽象普遍的文化理念在具体实践中转化成解决文化问题的基本原则。

　　“两创”成为构建新时代中华新文化基本原则的理论逻辑

　　“两创”之所以能够成为构建新时代中华新文化的基本原则，原因在于它内蕴一般性的理论逻辑、思维方式。“两创”就其根本而言是一种方法论，其内蕴的一般性的理论逻辑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其内蕴的一般性的思维方式即是辩证否定的思维方式。

　　“两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与认识辩证统一”的关系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决定认识。马克思指出，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同样，“两创”也不是随心所欲的，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时代的新进展、新进步”，赋予其对象“新的时代内涵”和“符合时代特点”的表达形式。同时，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正确的认识对实践起着促进作用，错误的认识对实践起着阻碍作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和完善，并发展出符合时代特点的表达形式进行传播，进而激活其生命力、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就彰显了正确认识对实践的促进作用。

　　“两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否定的思维方式。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对事物的肯定理解，意味着对事物中积极部分的肯定，这部分内容需要“扬”、需要继承发展；相反，对事物的否定理解，意味着对事物中消极部分的否定，这部分内容需要“弃”、需要彻底放弃。在创造性转化中，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是积极部分，需要肯定、需要“扬”；那些需要改造的陈旧的表现形式是消极部分，需要否定、改造和转化。在创新性发展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念本身就包含扬弃，其指“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或精华部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和完善，也意味着有扬有弃，体现了辩证否定的思维方式。

　　由此不难看出，“两创”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生动应用，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动践行，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两创”。这样的“两创”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两创”成为构建新时代中华新文化基本原则的现实意义

　　由于“两创”是对“两个结合”的生动践行，所以“两创”的重要现实意义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另一方面是对于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中华新文化的意义。

　　有助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两创”是对“两个结合”的生动践行。“两个结合”的过程，实际上是不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过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成果的概念表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结晶。按照这个逻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说是“两个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发生的理论飞跃即是最好的证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深入践行“两个结合”的“两创”，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丰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进而有助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有助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传统文化、中华文化是“两创”的对象，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积淀着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因此，以“两创”为构建新时代中华新文化的基本原则，有助于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凸显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深入挖掘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有助于激发我们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更为丰厚的滋养，推进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因此，以“两创”为构建新时代中华新文化的基本原则，有助于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构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进而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 王立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