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考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溯源历史、寻脉中华，关心推动考古事业向前发展，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引前进方向。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记录了我国3000多年的历史，甲骨文发明以前，在中华大地还有1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史、超过百万年的人类发展史并没有文字记载。考古对象时空广阔、内涵宏丰，将考古工作进一步推进，仍需立足我国地域特色、疏浚历史源流，结合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从而将埋藏于地下的古代遗存发掘出土，将尘封的历史景象展示出来，让文化自信牢牢植根在每个人内心深处。
　　一
　　我国考古面对一个非常独特的研究对象，这个对象丰厚、博大，在世界考古中是独一无二的。考古发现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距今万年左右全新世到来之际，早期中国人因地制宜，率先将粟、黍与水作的稻米作为主要农作物，还驯化狗、猪、鸡等与农业形成互补，较早发展了制陶、养蚕缫丝以及竹木漆器等独特文化，进而形成若干定居性区域文化传统，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农业发达、人口众多的文化圈之一，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距今五千年左右，在各区域之间的交流竞争融合中，黄河中下游的中原一带逐步建立起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不同族群和文化熔铸一体的王朝国家，跻身于文明古国之列。经过夏商周赓续和秦汉一统，这个文明体系犹如海纳百川，不断融合、壮大、更新。前工业时代的中华文明其实是包括了旱作与稻作两大农业体系，以及东北亚的渔猎经济圈等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的文明体系。这样一个不同人群、文化交叠交融而形成的超大型文明体延续至今，确实堪称人类文明百花园中的奇葩。而百年来的中国考古，也以实证的考古发现揭示了中华文明具有族群上的融合性、经济上的多样性、文化上的包容性，以及文明上的连续性等突出特点。
　　今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历史研究院时指出，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考古事业的期许，更是新时代考古工作者奋斗的方向。
　　考古学应为成为视野广阔、方法科学、手段先进、理论精深、解释合理的有特色的学派而自觉努力。不仅在地层学、类型学和科技手段的运用与解释方面与国际先进同行可以有效交流对话，更应以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方法将中国考古对象体系的博大连续转化为系统而深刻的话语理论，为对人类及其文化、文明的认知提供原创性贡献。借鉴国际先进理论方法和科技手段，充分发挥中国考古的潜在优势，形成有中国特色理论与方法的考古学，对中国的考古发现作出更加立体、全面、系统、深刻的解释。
　　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记录文献的汉字作为人类几大早期象形文字系统之一，包括后来在象形之外发展出来的会意、指事等造字法则，特别是形声造字法解决了汉字繁衍与记音的难题而不断发展增多，整个汉字系统的连续性保留了较多造字初时拟象、指事、表意等古代事物记忆和古人思维方式遗痕，也是今人认知早期社会、文化与精神生活的难得门径之一。
　　得益于从甲骨文产生以来的持续记录，我国积累了大量丰富的历史文献。按照现代史学标准，或许有的历史文献不够系统甚至不准确，有的甚至属于神话传说或者杜撰，但不可否认，这也是一种对中华文明的佐证。
　　相比较而言，如英美考古，虽然英国率先提出工业考古和工业遗产概念及相关学科，但往更早期追溯，面对国家形成、文明起源、农业起源、早期人类形成与人群的扩散融合等重大问题，就得研究欧洲考古、希腊考古、埃及考古、美索不达米亚考古，乃至欧亚大陆考古和非洲考古等。美国的美洲考古，美洲印第安人虽然也经历了农业和文明的形成与演进的早期阶段，但基本上是面对一个在文化传统上被中断和再嫁接的文明，美洲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之间缺乏连续性和贯通性。可以说，中国文明是未曾中断的一个文明标本。
　　文化和文明视野中的主位与客位、本我与他者的眼光，常常会看到不同的问题，得出不同的结果。我国考古从自己的环境、民俗、民间文化、历史记载和经典文献中，可以找到很多能够启发我们去认识考古发现的难得线索，这和西方新考古学从民族考古学、实验考古学等提炼的一些中程理论有所区别。面对丰富的古代物质性遗存，我国考古学有能力从大量无形的非物质遗产中获得启发。从考古遗存中揭示古代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我国考古确实也可以提供一些自己独特的理论方法和具有特色的解释成果。
　　我国考古应该加强对历史文献内涵的系统挖掘与深入研究，加强对活态的风俗习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成果的借鉴比较，加强对连续不断的汉字资源库中思想和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借鉴。同时，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把握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
　　三
　　当下国际考古界高度关注的后过程主义考古学，非常注重从不同的维度来看待考古实践和发现，包括科学考古之后的考古以及考古与现代乃至未来社会的关系问题等，我国考古也可以进行一些独特的探索。
　　之前的考古缺乏公共意识与学科自觉，往往都是在考别人之古——今人考古人之古，殖民者考殖民地之古，等等。而在全社会具有了普遍的文化遗产意识之后，也要求人们以更多的、交互的视角来看待和处理宝贵的考古遗存。我国考古应该加强对考古学术成果的社会普及与遗产资源化转化，即建立完善公共考古学。这些直接与新考古学之后的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精神相通。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倡导对考古资料解释的多重视角与多元价值，强调科学考古是考古遗产资源化和保护利用的价值基础。我国历史类博物馆、地方史志性博物馆发达，把考古出土文物移交并摆进博物馆、建设考古遗址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一直较受重视，实际上这些正是公共考古学的构成部分。与此同时，要进一步加强考古人才培养与社会事业及文博事业的全链条衔接，以及考古与文博的一体化建构，将考古成果共享惠民，让文物古迹“活”起来，助推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此外，我国考古应明确学术目标、强化学术基础、回应时代需求、追赶国际先进，与世界各地考古展开深入系统的比较研究与对话互鉴。
　　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百年中国考古揭示了人类在中国地域筚路蓝缕，从多元到一体，汇聚形成共同的中华文明的宏大进程。未曾中断的中国文明本身就是一份宝贵的经验参照。中国考古应把中国文明研究纳入世界文明形成、演进与交流、对话、融合的时代洪流之中，努力成为世界一体化中具有建设性的一元。
　　未来的中国考古在世界考古的百花园中，在人类文明从地方性到国际性、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进程中，应有能力发挥重要的学术支撑和积极的引领作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曹兵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