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规划：“中国之治”的重要经验和政治优势

山东省档案馆馆长 李世华

　　从“一五”计划到“十四五”规划，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回顾总结我国五年规划体系开端的“一五”计划编制实施历程及创新发展经验，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定实施中长期规划的重要指示要求，切实推动“十五五”规划高质量编制与实施工作，具有重要借鉴与启示意义。

内忧外患，新中国举步维艰

　　“一五”计划的编制实施，是新中国处于特定历史时期，基于改变极端落后的经济面貌，应对严峻的国际安全挑战，在封锁中寻求可行路径，并将实现国家工业化确立为核心战略任务的综合决策。

　　实现国家工业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美好夙愿，也是新中国巩固独立、走向富强的必然选择。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经济因长期战乱及国民党统治而濒临崩溃。经过三年（1949—1952）艰苦恢复，虽已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但整体上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现代工业基础薄弱，工业门类不全，技术水平低下，关键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远低于世界主要国家。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感慨道：“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能造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都不能造。我们这些人坐的汽车都是外国来的，‘五一’节天安门检阅的飞机、坦克、许多炮，都是苏联供给我们的。”这一严峻现实，迫切要求国家必须迅速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

　　抗美援朝战争中，中美双方在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巨大差距，凸显了我国工业基础特别是军事工业相对落后。“钢少气多”对抗“钢多气少”的局面表明，仅凭英勇斗志难以长期弥补物质技术的代差。这场较量使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夯实工业基础、加速国防现代化刻不容缓，从而直接强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决心。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获取外部援助和技术的渠道受到限制。同时，苏联通过实施数个五年计划，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强国的转变，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二位，其成功经验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借鉴。1953年2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指出：“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及其对重工业的侧重，成为我国编制和实施“一五”计划的重要参考。同时，争取到的苏联援助项目，也为计划实施提供了关键的外部支持。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和抗美援朝战局趋于稳定，党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其主体和核心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党中央决定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以五年计划为主要抓手，有计划、大规模地推进经济建设。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明确指出“工业化的速度首先决定于重工业的发展”，并强调要加强计划工作，避免盲目性。

“一五”期间我国生产的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歼5（图片选自《档案见证新中国工业》）

经验匮乏，编制计划迎难而上

　　“一五”计划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由周恩来、陈云主持制定的。由于统计资料不全、国内资源状况不明、编制经验匮乏等原因，“一五”计划采取边制定、边执行的办法，不断进行修订、调整、补充、完善，历时四年、五易其稿才最终编制完成。

　　1951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战略构想，中央决定着手编制“一五”计划。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成立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组成的领导小组加强领导，由时任中财委主任的陈云具体负责。由于是首次编制，第一稿更多是具有探索性质的“试验”。陈云后来回忆说：“开始编制计划时，我们确实没有经验，但明知困难也要上，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基本完成，1952年编制工作全面加速。陈云组织中财委完成了包含25册内容的第二稿计划草案，主要包括钢铁、汽车、有色金属、机器、电器、船舶、煤矿、电力、石油、交通、邮电等发展计划。经中央政治局讨论，以该轮廓草案作为向苏联提出援助要求的基本依据。

　　1952年8月，中央决定组织代表团，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带领30多名专家访问苏联，就“一五”计划同苏联交换意见，争取支援和帮助。斯大林在详细研究中方计划后，坦诚地提出建议：工业年增长20%的速度“太勉强”，应该降至15%左右，并特别强调“计划不能打得太满，必须留有后备力量”。苏方专家还具体指出，要注意考虑农业问题，增产要有具体办法，如无具体办法，就会成为纸上的东西。周恩来等对苏方提出的意见非常重视，并认真加以分析研究。至1953年5月，我国争取到苏联援助工业项目91个，后又追加援助项目15个，加上1950年签约援助的50个项目，共156个项目，成为“一五”计划的核心工程。

　　1952年年底，中央领导层细致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并结合实际作出指示：一要贯彻执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二要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国家重点建设中去；三要合理利用现有工业基础；四要以科学求实的态度从事计划工作。1953年年初，国家计委、中央各部、各大区贯彻这些指示，进一步广泛收集整理有关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和数据，对编制的计划草案又作了必要的充实和调整，形成了第三稿。

　　1953年4月，苏方反馈了全面而系统的建议，这些建议凝聚了苏联计划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根据中央要求，参考苏方意见，国家计委组织力量对“一五”计划进行第四次编制。由于种种原因，这次编制的“一五”计划仍不能令人满意。

　　1954年年初，根据工作发展需要，毛泽东要求加快计划编制进度，限期完成。为此，陈云带领编制小组开始了昼夜奋战，15天内召开14次会议。据工作人员回忆，陈云经常在深夜还召集大家核对数据，他说：“一个数字不准确，就可能造成巨大浪费，我们对不起人民。”在计划草案初步形成后，陈云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全面汇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广州用一个月的时间对计划草案进行审议；中央政治局用11天时间对“一五”计划的发展指标、投资规模、工农业关系、重点任务和地区布局等问题深入讨论。这种深入调研、充分论证的工作方法，确保了计划的科学性。

　　1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一五”计划。至此，“一五”计划的编制终于完成。

　　根据“一五”计划确定的基本任务，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到1957年年底，“一五”计划的各项指标均大幅度超额完成，形成了中国近代以来规模最大、效果最好、作用最显著的工业化浪潮，成功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推动我国在工业领域迈出坚实步伐，实现了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初步转型。“一五”时期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超过旧中国一百年的发展。

1957年10月25日，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油轮“建设九号”在大连造船厂建成下水

（图片选自《档案见证新中国工业》）

守正创新，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从“一五”计划到“十四五”规划，主题都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它们是国家发展“路线图”，将一个曾经积贫积弱的农业国引领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改革开放以来，从“六五”至“九五”的四个五年计划，推动我国在前十年基本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后十年胜利实现总体小康目标。1982年7月，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问题时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六五”计划自1981年起实施，首次增加社会发展内容，“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更名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管理方式逐步由行政指令性计划向更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宏观经济管理转变。五年计划的制定程序也日趋规范，初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计划制定制度和工作流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后，我们党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持续创新五年规划的理念、目标及内容。“十五”计划进一步减少实物指标，增加反映经济结构变化的预期指标，更具宏观性、战略性和指导性，并建立起五年规划中期评估机制。从“十一五”规划开始，“五年计划”正式更名为“五年规划”，规划指标科学分为预期性、约束性两类，规划体制改革步伐加快，规划体系不断完善，基本建立起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五年规划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五年规划工作迈向体系化、制度化、法治化新阶段，成为将党的治国理政战略主张转化为发展实践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规划建议起草组组长，党对规划工作的全面领导持续加强。在规划理念上，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将创新驱动确立为核心战略。在规划体系上，形成从顶层设计到问计于民的科学决策机制，全面建立中期评估、年度监测和总结评估制度。在规划内容上，指标设置从注重经济增速转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综合指标体系，民生福祉和生态环境等指标比重显著提升。

　　目前，我国已连续实施14个五年规划（计划），尽管规划的名称、内容、目标和实施路径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调整，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始终如一。五年规划压茬推进、接续实施，保障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航船破浪前行、行稳致远。

　　在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之际，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从“一五”计划编制实施历程中汲取智慧，深化对五年规划发展规律的认识，运用好五年规划这一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十五五”规划编制实施工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