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系统总结新形势下经济工作规律性认识中，明确提出做好经济工作的“五个必须”，其中“必须坚持政策支持与改革创新并举”，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动经济回升向好、把握发展主动权，从方法论上指明了方向。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国内经济运行中周期性波动与结构性矛盾交织叠加，传统治理方式面临新的约束条件。在这一背景下，单纯依赖政策发力，难以持续释放发展动能；片面强调改革推进，又可能在现实冲击下放大调整成本。如何在稳住经济基本盘的同时夯实长远发展基础，成为摆在面前的现实课题。坚持政策支持与改革创新并举，正是立足发展阶段变化、统筹短期应对与长期转型的必然选择。

　　坚持政策支持与改革创新并举的现实依据

　　面对深刻变化的国内外环境，坚持政策支持与改革创新并举，是我国应对风险挑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这一战略选择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深刻把握上，具有充足的现实依据。

　　外部变局叠加冲击，单一手段难以抵御系统风险。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深刻分析“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复杂环境后得出，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频发，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非经济因素干扰。这种高度复杂、相互关联的外部风险环境，使得传统单一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明显降低。单纯依赖短期政策刺激，虽可缓解一时压力，却可能积累长期风险，加剧结构失衡；仅强调长期改革，在剧烈外部冲击下又易引发经济失速与社会波动。近年来全球疫情蔓延、能源粮食危机、金融市场动荡等多重危机交织的现实表明，面对系统性、连锁性冲击，必须“双手协同”——既充分发挥宏观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稳住经济大盘、守牢风险底线，又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强化科技创新，增强经济系统的内在韧性与抗冲击能力，构筑起应对不确定性的“双重防线”。

　　发展阶段深刻转型，治理体系需结构变革。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这一转变不仅是增长速度的换挡，更是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增长动力的全方位变革。传统要素驱动的边际效益递减，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内需潜力有待释放等一系列结构性挑战。在这一历史性关口，沿用旧有治理思维与单一手段难以破局。这客观上要求治理方式必须同步升级，一方面，需要政策支持精准有力，在市场失灵的领域积极作为，引导资源向国家重大战略、薄弱环节与民生领域倾斜；另一方面，必须依靠改革创新攻坚克难，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历史经验深刻表明，“单线突进”往往难以为继，而政策支持与改革创新并举则展现出强大韧性。当二者协同发力时，政策调控能为深化改革创造稳定的宏观环境和社会预期，有效管理转型阵痛。同时，体制机制创新又能疏通政策传导堵点，提升治理效能，形成“短期稳住基本盘、长期培育新动能”的良性循环。反之，若两者脱节，仅靠政策刺激易导致边际效益递减和结构扭曲，陷入“刺激—依赖”循环；脱离现实条件单向强推改革，则可能引发预期紊乱和社会承压。中外发展实践清晰指向同一结论，只有宏观大局稳得住，深层改革才能推得动、走得远；唯有体制机制改得活，政策调控才能事半功倍、避免反复加码。这种“在稳定中进取、在进取中筑牢稳定”的辩证实践，是中国经济能够穿越周期波动、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治理智慧。

　　坚持政策支持与改革创新并举的实践路径

　　在实践层面，坚持政策支持与改革创新并举需要把“稳当期”与“利长远”统一起来。既要用政策的力度与协同稳住宏观基本盘，也要用改革的深度与创新的强度打通堵点、提高效率，把短期托底转化为中长期动能，从宏观政策协同、改革开放深化和内需潜力释放三个方向入手，促进我国经济长远发展。

　　在宏观政策协同中体现“并举”。财政、货币、产业政策需要协同发力，激活社会发展动能，要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财政政策更强调提质增效，把资金更多投向扩内需、补短板、强创新、保民生；货币政策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同时，更重视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金融加力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发展等重点领域；产业政策从给优惠更多转向优环境，通过标准、场景、公共平台与竞争政策，引导资源向高效率主体和高质量项目集中。同时，还应把宏观政策工具嵌入改革制度导向，将各类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要同步考虑是否能促进市场化、法治化、统一大市场建设，是否有利于提升要素配置效率与新质生产力水平。最后，要防止短期政策削弱长期改革目标，短期工具要有期限、有条件、可退出，对企业与行业支持尽量采取可核验、可评估的方式，并与提升创新投入、改善就业质量、提高经营效率等绩效挂钩，避免形成对补贴与宽信用的路径依赖。

　　在改革开放深化中强化“并举”。首先，在改革创新过程中要对准制度性交易成本和要素流动堵点，通过统一规则、完善竞争秩序、优化营商环境，使财政资金、金融资源更顺畅流向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把竞争从低效价格战引向质量、技术、品牌和服务竞争，提升政策支持的转化效率。其次，要用制度创新防止对宏观政策支持的路径依赖，用公平竞争、产权保护、规范执法、信用环境等制度安排稳定预期，让市场主体把决策建立在稳定规则上。最后，还要以更高水平开放倒逼改革深化。以开放促改革，重点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对接，通过更高水平要素流动与市场竞争，倒逼国内在准入、监管、竞争政策与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加快完善，形成“开放—改革—效率提升”的正向循环。

　　在释放内需潜力中实现“并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政策支持稳就业、稳收入、稳预期，要先把“敢消费”的基础夯实，通过稳岗扩容、技能提升和社保兜底改善收入预期。同时加强政策沟通，稳定居民与企业预期，避免预期走弱导致消费与投资同步收缩。改革创新畅通循环、降低成本，把“能消费”的约束拆掉。要降低流通与制度性成本，让商品与服务更可得、更可及；要优化服务业准入与监管，推动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旅体育等领域扩能提质。扩大内需应该与提升供给质量结合起来，用高质量供给创造有效需求。内需潜力不仅取决于购买力，也取决于供给质量与场景创新。要以数字化、绿色化、适老化等为方向提升产品与服务供给，形成消费新增长点。（山东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 谢申祥）